許球認為，與其紛紛更改舊的法製，把藩籬屏障全部撤離，不如遵守舊的規章，嚴加整頓。他說內外情況不同，必須采取不同的措施。對內“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賣之窯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對外，則將“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其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片躉船不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準照常互行；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麵停止互市”。
此外，江南道禦史袁玉麟也是反對弛禁論的一員，他的《奏議開鴉片禁例有妨國計民生折》認為，“弛禁之議，戾於是非者有三，暗於利害者有六”，逐一駁斥了許乃濟的論點。
禁煙運動的新開端
朝廷內部有弛禁和嚴禁兩種言論，兩派爭論不休，麵對這種情況，道光帝一開始並未作出明確的決定。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初九，他在上諭中說：鴉片煙來源於外洋，流散到中國內地，屢次禁止。近來言論不統一，有的請求變通一下，有的請求嚴加禁止，必須詳細考察情形，統籌安排，能長期實行而沒有弊端，方為妥善。如鄧廷楨折子中所說的，那些從事販賣的奸民、行商、包買、蟹艇、兵丁，一定要嚴密查辦，據實上奏。同年十一月二十日，鄧廷楨等人在奏折中籌議杜絕鴉片流弊，認為“朱樽所陳議論，極為正大”，並明確提出，現在關於弛禁的議論，並沒有明確奉旨，雖然朝廷外部未必毫無知覺，但終究沒看到明文規定，那麼禁煙的條款，仍然要遵守。對此，道光帝采取了默認的態度。
鄧廷楨等人在奏折中還提出，鴉片流傳內地，以致紋銀日漸消耗，今欲力塞弊源，唯杜絕紋銀出洋，是最為重要的，若能於從出之地，必出之途，實力稽查，俾漢奸夷人，估計沒有什麼伎倆可施，自可漸塞漏卮。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批複說：
各位都督所奏很有見地，一定要同心協力，認真巡察，嚴厲懲處與外商勾結的奸民，杜絕外商的貪欲。做到白銀不外流，行之有效，一定不要空談禁煙，一定要名副其實。這個諭旨標誌著喧囂一時的弛禁論的失敗，清政府的禁煙運動翻開新的一頁。
道光帝的諭令到達廣州後，鄧廷楨立刻遵奉諭旨精神在廣東各地查禁鴉片，禁止紋銀出洋，並勒令許球奏折中列舉的鴉片販子離開廣州。英國鴉片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底，義律向倫敦報告說，最近兩個月來，廣州的禁煙運動已取得顯著成就。
十七年（1837年）六月十二日，道光帝又諭令驅逐鴉片躉船，責成各位都督，嚴厲整飭洋商，傳諭各國在當地的洋人，命令他們盡快回國，不允許借故逗留寄泊船隻。並且一定搜查窯口巢穴，依次按察治理，不要姑息。七月十八日，道光帝又命令鄧廷楨緝辦鴉片私販。
鄧廷楨接到諭旨後，按照諭旨命令，要求義律盡快撤走躉船，並多次重申，而義律置若罔聞。道光十七年（1837年）歲末，義律報告說，到達廣州後，中國官方商人就不斷地催促我遣散鴉片躉船。由於義律負隅頑抗，於是為驅逐躉船，鄧廷楨下令鏟除名叫快蟹的小船，以此斷絕躉船的接濟。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秋，快蟹已基本消滅。鴉片躉船雖然還能依靠其他快艇來維持局麵，但情形已今非昔比。除此之外，鄧廷楨還在查拿國內鴉片販子方麵取得了一定進展。
但是，應該看到，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年）間，在鄧廷楨的領導下廣東的禁煙活動雖有成效，鴉片進口量卻仍然沒有減少。在這種嚴峻形勢下，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痛陳禁煙要害，這就是著名的《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禁煙運動又掀起新的高潮。
黃爵滋認為，鴉片屢禁不止的關鍵是沒有好方法。他指出：“耗銀之多，由於吸煙之盛。
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者，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根據這種情況，黃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的辦法。那就是采用嚴懲的辦法，比如死刑，來對付吸食者，其具體內容是，“準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斷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這是中國首次有人提出用死刑嚴懲吸食鴉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