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坤在曆數堵截鴉片進口的種種難處之後說：“形勢一旦形成，很難挽回。有人說應恢複以前規定，準許販運鴉片入關，征收稅銀使洋人不能利用無稅的走私品售賣獲得紋銀。
有人說應當放鬆內地禁止栽種罌粟的命令，使吸煙者買食鴉片，洋人不能專利，紋銀仍然可以在內地流轉，這種說法不無所見，卻與禁煙令相悖，很難實行。”道光帝對此沒有表態，隻是命令沿襲舊的禁煙令而已。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三月，湖廣道監察禦史王玥上了一個奏折，提出吸食鴉片煙者都是社會閑散人員，不用嚴加管束，死了也不可惜，朝廷隻須對兵丁嚴加約束就可以了。同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將自己思慮已久的看法呈奏道光帝，即《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奏折全麵闡發了弛禁主張，是集弛禁論之大成者，首先提出了鴉片貿易的嚴重危害在於“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並且對各種禁煙方法提出質疑：針對“絕夷人之互市”以拔本塞源的觀點，許乃濟提出販鴉片的人隻有英吉利人，不能因為與英絕交而與其他各國都斷交。
瀕海的眾生有數十萬，都依賴通商生活，又將怎麼辦，況且洋船在大洋外，隨時可以擇島而居，內地洋人商船都來此，又從何杜絕呢？而且，“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有的司法官員查禁不力，致使鴉片源源不斷，日益增多，針對這一觀點許乃濟又指出：“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蓋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騖利，鬼域伎倆，法令法律有時候都無法施展威力。更有內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臣前在廣東臬司任內，報案紛紛。至栽贓訛詐之案，尤其很多，老百姓受害至深，不能計算。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
在閉關政策下，嚴禁也不能起到禁煙的作用，許乃濟遂提出了弛禁之法。他的弛禁主張有三方麵的內容。一是入口弛禁，即“仍用舊例，準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隻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二是吸食弛禁。許乃濟認為食鴉片者“率皆遊惰無誌不足輕重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隻有“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以公，或儲材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即可，“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
三是內地種植罌粟弛禁。按許乃濟的意思，正是由於清政府禁止種煙，夷人才“益得居奇。
而利藪全歸於外洋”。應該“寬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則“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自絕”。
許乃濟的奏折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視。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九日，道光帝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商討許乃濟的奏折。七月二十七日，兩廣總督鄧廷楨等複奏皇帝，響應弛禁論，認為如果“實行弛禁政策，對國計民生都有好處”。鄧廷楨等人為推行弛禁措施還擬訂了9條章程。這個章程使弛禁政策更加具體化。
嚴禁論
許乃濟的弛禁主張雖然受到粵督等人的好評，但除此之外，朝廷上下沒有支持者。相反，遭到了一批官員的反對。例如，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給事中許球分別向道光帝上了《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和《洋夷牟利愈奸，內地財源日耗敬陳管見折》，對許乃濟等人的弛禁論加以駁斥。
朱樽的看法是，一些違法犯科隻是偶然現象，並不能作為反對這些法律的理由。許氏建議以鴉片交換茶葉，以禁止白銀出口，既然能夠防止裝運白銀，鴉片進口為何不能防止？至於建議放寬內地種煙之禁，則不能遏製鴉片的流入。因為當時國內生產的鴉片數量並不少，可是白銀卻在繼續出口。朱樽認為重要的不是鴉片對商務的影響，而是鴉片使人民衰弱，這才是應予反對的主要原因。吸食鴉片摧殘軍隊的戰鬥力，不進行全麵查禁，無法挽救士兵。在這方麵，官吏和士子們也無法逃脫噩運的“垂青”。由於一般百姓道德水平低下，鈐束一旦取消，他們一定會放蕩不羈，鴉片將會成為他們的家常便飯。
許球的奏折則指出：“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隻能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為之地？況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複征其課稅，堂堂天朝，無此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