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增調“久曆戎行，身經百戰”的貴州提督餘步雲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實行“堅壁清野”，並令各瑤寨“自相團練”，使起義軍“無食可掠，無人可裹”。官兵殘酷征剿，到四月才鎮壓了趙金龍起義。但廣西賀縣、連州瑤民又分別起義，連敗官軍，清廷費了很大力氣，才將義軍鎮壓下去。
積重難返的政治腐敗
捐納和署職
清朝從雍正年間到嘉慶道光年間，平均每年的財政收入隻有4000萬兩，剛夠正常年景開銷。每遇軍需、河工、營田、賑災不時之需，就沒錢支付了，就隻好用捐納等手段來籌措款項。捐納即官吏捐加級、封典，平民捐職銜，秀才捐納做貢生、監生，其實質就是用賣官來換錢。嘉慶時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朝廷就靠捐納來作為國家開支的補充，捐納在戶部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如川楚之役開捐，至嘉慶六年（1801年）就達3000萬兩白銀，自此捐納之風開始盛行，以致一發不可收拾。到了道光時期，捐納更成為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官場上到處充斥著靠錢買官之輩，如貴州一省，自嘉慶五年（1800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便收捐納銀28.6萬餘兩。而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不過一個月就有23人納資捐監，國家也得到了2300多兩的銀子的收入。有人統計，在道光帝統治的30年裏，捐監者達31萬餘人，捐銀達3300餘萬兩。雖然正途官員未必不貪贓枉法，雖然不可否認也有一些賢達之才捐資做官，但大多數人用錢買官的目的就是撈錢。捐官泛濫成災，不僅有悖於清朝前期皇帝的初衷，而且還使各級機構冗官繁雜，辦事效率低下，且良莠不齊，流品複雜。仕途擁塞不堪，得官越發不易，那些捐官者為了撈錢，當然變本加厲地聚斂錢財、損公肥私，而且更加敗壞吏治。道光帝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並非昏憒庸碌，也深知捐納帶來的負麵作用，但也沒有可行之法取而代之。
朝廷的官職本有定限，捐納卻使仕途人滿為患，因此署職現象產生了。據說，道光年間，北京六部中候補的人選比比皆是，甚至有人20年都上不了任。內閣翰林人數亦3倍於前，往往10年不得一差。同樣，各省中候補上任的人數不勝數。因官吏擁塞，無法委任，隻好暫時署任州、縣等地方官，而署任者心下明白，心知不能實授，因此就盡量撈錢，就像市井中的商人一樣，以至出現計算哪種職務肥沃與貧瘠、哪個年長與日短，看人給職務，每年都按情況調換的事情。而有的地方，署理之員一年一換，有的地方則半年一換，並視之為定例。每當遇到有關命案盜案時，因為自知任職不會長，就故意借口證據不足，壓著不辦。行凶肇事的人，出逃在外一年後，就逃脫了追究。那些犯法的還專瞅著該換新官了，馬上出來和新官討價還價，開脫罪責。還有一些更不像話的州縣官，在將要卸任時，把國家征收的錢糧，契稅折半收取，以此撈取外快，這稱之為“放炮”。有的地方放一次炮，就能得到上萬兩銀子，少的也有六七千兩。還有的官天天放出謠言，說自己將要離任，因此用降低稅額以達到催稅的目的。而實際上他沒有離任，放的是“太平炮”。還有的新官剛上任，也有減價催稅的方法，被稱為“倒炮”。地方官利用催稅所得用來肥己，其做法無異於白要民財。捐官太多，不容易上任，而捐納卻成風，日漸興盛。道光末年，署任的情況幾近泛濫成災，如浙江縣官署缺者即呈過半局麵。
貪汙攘竊
當時貪縱營私之風彌漫上下，即使如京師在天子輦轂之下，且嘉、道二帝又屢倡節儉，而猥褻貪冒、作威作福之事，依然風行無忌。京官中樞直是最為華麗顯要的，而兩書房也隻是清靜文華罷了。嘉慶道光時的機要大臣們，也無非隻是給手下地方官員提供信息、提供靠山而已，每年得到的饋遺居然達數萬之多。即使如一般翰林也日漸豐裕，講究起生活享受，衣食住行，為之一變。京官上下左右隻知財賄納賂，如陝西按察使張集馨改任四川按察使，到北京辭謝，孝敬給每位軍機大臣白銀四百兩；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兩；另外給交情深厚的或通信辦折的人一百、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兩；侍郎、大九卿五十兩，這還不包括給同鄉、同年及年家世好的那些盤費，總共用別敬1.5萬餘兩。隻有軍機大臣賽尚阿一人未收張集馨的別敬，在京官宦中也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