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貿易季節來臨時，嘉慶帝指示新任粵督百齡：英吉利“素性強橫詭詐”，“於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剿。”
以上情況表明，嘉慶帝對來自西方的侵略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實行了堅定明確的抵禦政策。
這件事過後，英國護貨兵船並沒有把嘉慶的警告當回事，仍不遵定製，不僅不停泊外洋，有時甚至將兵船駛至虎門。十九年二月，嘉慶帝令現任粵督蔣攸銛：如果英船再違定製，就向他們開炮。同年，他批準了蔣廷銛提出的防備方案，采取“堅壁清野”的措施，對中外貿易交往作了以下規定：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號；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不準內地民人私往夷館。在加強廣東方麵防備的同時，對居住京師的外國人也加強了管理。當時，在京師充當欽天監監正、監副，以及在內閣充當翻譯的外國人計11人。十六年，嘉慶帝飭令其中4人回國，對仍居留京師的7人，采取措施對他們的行動加以限製。這些措施都是在英國兵船屢犯廣東之後采取的，因而具有正當的防衛性質。
查禁鴉片
對於外敵入侵，嘉慶帝一直態度鮮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對於從乾隆朝以來已逐漸成為社會公害的西洋鴉片流毒，嘉慶帝更是主張嚴加禁止。他對鴉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認識。嘉慶十五年（1810年），廣寧門巡役查獲身藏鴉片煙6盒入城的楊姓煙販，嘉慶帝嚴諭指出：“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本幹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即交刑部嚴審辦理”，並要求各部門及粵海關嚴行稽查。他根據當時“嗜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的嚴重情況，采取一係列嚴厲措施加以禁止。
嘉慶十五年三月，為嚴斷鴉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門稅務機構於所屬口岸稽查外，他又令“步軍統領五城禦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為杜弊清源，他命閩、粵督撫“關差查禁”，“毋得視為具文，任其偷漏”。
十六年三月，因湖北巡撫錢楷上疏力陳煙害，嘉慶帝再次指出：“鴉片煙一項，流毒無窮，無賴匪類沉迷癖嗜，刻不可離，至不惜以衣食之資恣為邪癖，非特自甘鳩毒，伐性戕生，而類聚朋從，其蹤跡殆不可問，大為人心風俗之害。”並要求各海關嚴加禁遏，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並懲辦不貸”。
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販鴉片煙，定官民服食者罪”。
二十年春天，兩廣總督蔣攸銛和廣東巡撫董教增聯合建議製定《查禁鴉片煙條規》：西洋商船到港待檢查確無鴉片後，始準卸貨；減免官員以往失察的處分，以免瞻顧；該管官查獲鄰境興販首犯及鴉片煙應按量議敘，200斤紀錄一次，1000斤加一級，5000斤以上準送部引見，軍民人等查獲100斤以上賞銀10兩，以次遞加，賞銀由失察地方官賠交；有徇情故縱者立即拿問，兵差誣拿者以誣良治罪。嘉慶批準了這一章程，並降諭旨指出：“鴉片煙流毒甚熾，當向該夷人等明白曉諭，斷不準銷售。嗣後夷船到澳，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準貿易；若各船皆帶有鴉片，亦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俱不準其貿易，原船即逐回本國。”此後在禁煙杜源方麵有較大的進展，粵省陸續查獲一些煙案。
嘉慶帝對鴉片的嚴厲禁止，在當時對抑製鴉片的泛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道光朝的禁煙運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惜的是，大批朝臣官員們在吸食鴉片中欺上瞞下，一邊禁毒一邊吸毒，禁煙運動就成為“賊喊捉賊”的官場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