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和珅之死沒有造成清朝政局的巨大動蕩，與和珅本人的為人也有關。和珅雖然貪得無厭，但也不像嘉慶宣布其罪狀中所說的那樣有不臣之心。他從未脫離過乾隆帝的控製，不過是靠著乾隆的信任而為自己斂財罷了。在他掌權期間，清王朝雖然不可避免地盛極而衰，開始走下坡路，但總體上還算是四平八穩。而清王朝之所以走下坡路，有封建王朝的必然性，也有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奢侈荒淫的因素。
作為封建時代中國曆史上數一數二的巨貪，和珅為官一生搜括無數，最終確為他人作嫁衣裳，解決了正發愁國庫空虛的嘉慶帝的燃眉之急。還搭上了自己的一條性命。正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清王朝財政的支出有了著落，一時間真是皆大歡喜。
白蓮教起義
白蓮教重新起兵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盛世時期，乾隆晚期，夕陽西下的沒落之勢開始出現。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一邊是擁有數以萬計的田地的大地主，一方是十之八九在富戶家租佃耕種的窮苦農民，形成了“不隻倍蓰”的巨大貧富差距。封建統治者還以各種名義加派加征各種苛捐雜稅，維持不斷膨脹的官僚行政機構和連年征戰的戰爭費用。這時的政治也極為腐敗黑暗，突出表現在貪汙極盛、吏治敗壞、政務廢弛、訟案山積。和珅控製了政、軍、財的大權，為所欲為，是當時全國最大的貪官。
在他當政的20年裏，其接受賄賂、營私舞弊、貪汙聚斂的財產，除80萬畝田地之外，折合白銀竟達8億兩，這是清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的10倍。從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吏也是無官不貪，因循怠惰，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橫征暴斂，政務無人過問，訟案無人審理，人民怨聲載道。當時人就有這樣的議論：今天下之官雖多，但真正能夠替民辦事的卻很少，橫征暴斂，朘民膏而殃民命者隨處可見。廣大勞動人民遭受著經濟上的剝削，政治上的高壓，加之連年天災人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斷激化的尖銳階級矛盾，使得反抗清王朝的鬥爭一觸即發。
四川、湖北、陝西等省，一種秘密的宗教正在傳播，在人民群眾中組織和發動武裝反抗鬥爭。特別是在川、楚、陝三省交界處，人稱巴山和南山老林的山區，因大量的失去土地而背井離鄉的無業遊民聚集在這裏，秘密宗教活動更為活躍，其中白蓮教影響最大。
清政府一向采取嚴禁、取締的政策來對待民間宗教。清朝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就下令都察院陸軍五城禦史、巡捕衙門及在各省的督撫等官，如發現各種教門，堅決予以取締鎮壓，毫不姑息，嚴厲搜捕和懲辦各教教徒。白蓮教作為當時最有影響、活動最為頻繁的秘密宗教之一，清政府更是嚴密關注其一舉一動，將其作為重點的防範對象。白蓮教在元、明兩代，就已經多次組織反抗鬥爭。明末徐鴻儒打著白蓮教的旗號，組織了山東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明王朝的統治，起義遭到殘酷鎮壓之後，白蓮教不得不轉入了低潮。到清中期，白蓮教又開始活躍起來，傳教活動由地下轉向公開，由以前單純的傳教布道轉向組織群眾鬥爭，提出了“紅陽劫盡，白陽當興”（紅陽指現在，白陽指未來）的口號明顯，具有了反對清朝統治的意思，這極大地激起了已無法忍受清王朝黑暗統治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白蓮教很快流傳開來。與此同時，封建統治者對白蓮教禁止措施更加嚴厲，防範更加周密。
乾隆年間，清政府逮捕和殺害了大批白蓮教教首、教徒。乾隆四十年（1775年），白蓮教主要首領劉鬆在河南鹿邑傳教，由於事情敗露被捕獲，被遣往甘肅。其他教首劉之協、宋之清等人在川、楚、陝等地繼續進行傳教活動。白蓮教在清朝日漸衰敗中不斷發展壯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白蓮教宣傳教徒王氏的兒子王發生為明裔朱姓，借以煽動反清複明情緒，被地方官發覺，劉之協等人被捕，被發配到新疆。路上，劉之協設法逃出。清政府下令全力搜捕，各省官吏名為緝拿教徒，實際上借搜捕之機，肆無忌憚地勒索地方民眾。
在湖北荊州宜都一帶，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帶領的官兵搜索白蓮教徒時，使數千之人無辜連累至死，“使富家破，貧陷死者無數”。清政府嚴禁私自經營鹽業、私鑄，又使大批以此謀生的貧民陷入絕境，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先是湖北荊州、襄陽，四川達州等地民眾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舉起反抗鬥爭的大旗，而後，流落到巴山、南山老林的貧民一呼百應，應者雲集，成為反抗鬥爭的主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