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國家之根本，以乾隆的觀點來看，國富有賴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民安有賴於農民生活的穩定。乾隆登基以後，推行的一係列農業政策是深得民心的，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得到了不少好處。
乾隆在當上皇帝的初期施政的短短幾年裏，其治政指導思想非常明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既符合實際，具有較大的可行性，又深得民心。他一上台便以“與民休息”“為政務實”的精神，從中央到地方，從宗室到民間，全方位地對各種政務進行了綜合治理，取得了輝煌的政績，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苗疆風雲
古州叛亂
雍正去世後，遺留給乾隆最棘手的問題，莫過於西南和西北的民族問題。他說：“目前緊要之事，無有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問題，即“苗疆用兵”，指的是貴州古州台拱一帶苗族原土司發生叛亂。
改土歸流削弱了少數民族地區割據勢力，是加快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進步政策。但它觸犯了土司利益，必然引起土司的強烈反對。鄂爾泰以武力作為後盾，剿撫結合，在少數民族地區加以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首先出兵蕩平廣順州長寨後，建營駐兵，分兵把守險要關隘，“易服雉發，立保甲，稽田戶”，並乘勝招服黔邊東西南的定番、鎮寧、永豐等2000多個苗寨。古州（今貴州榕江縣）的改土歸流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才著手。此處“自恃地險峻，出沒靡寧，擾害居民，劫奪行旅”，成了地方良善的心腹大患，是“自古未歸王化之地”。又有人傳播說“改流升科，額將歲倍”，所以當地土司頑固地抵製改土歸流。當年三月，鄂爾泰平定古州，雍正立即嘉獎鄂爾泰及協助鄂爾泰執行改土歸流政策的貴州巡撫張廣泗。
雍正九年（1731年），鄂爾泰返回京城。古州苗族頭人“伺公已北上，文武官弁又不善防範，致複作亂”。雍正十二年（1734年）古州地區傳聞紛起，說是“出有苗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所屬八妹、高表等寨“為謠言所蠱惑”，聚眾發動叛亂。叛亂以古州、台拱為中心迅速蔓延，攻掠所至，達凱裏、施秉、黃平州、清平、餘慶、鎮遠、思州，震動省城。五月，雍正派二萬名湖廣、廣西、雲南、四川官兵進行圍剿，命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統一調遣，湖廣提督董芳任副職。雍正還任命皇四子弘曆、皇五子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和工部尚書徐本等為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令刑部尚書張照和副都禦史德希壽立即趕到貴州，指揮征剿。
張照是鄂爾泰的政敵。古州發生叛亂，鄂爾泰引咎辭去伯爵。張照到達貴州後，並沒有集中全力征剿，而是絞盡腦汁考慮如何進一步攻擊鄂爾泰。他一方麵上疏密奏“改土歸流非策”，另一方麵鼓動哈元生也上疏彈劾鄂爾泰。哈元生是鄂爾泰一手提拔起來的，自然不願與張照合作。張照轉而支持董芳，在前方專主招撫。“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前局幾盡變”。西南改土歸流麵臨著失敗的危險局麵。
乾隆用兵
正在這關鍵時刻，雍正駕崩西歸。年輕的乾隆皇帝麵對群情激憤，棄苗疆之論充斥朝野而毫不動搖。他堅持用兵，果斷地采取三項措施，力挽危局。
首先，迅速調離前方主帥。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四日，乾隆執政第二天，降旨調張照返京，以張廣泗總理苗疆事務，諭令速往辦理。乾隆用張廣泗代替張照，可以說是明智的。張廣泗，漢軍鑲紅旗人，以監生入貲授知府。雍正四年（1726年），協助鄂爾泰在雲貴搞改土歸流，次年提升貴州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年）率兵討平都勻、黎平、鎮遠、清平叛亂，因戰功卓著授巡撫。十年（1732年），以副將軍之銜，隨寧遠大將軍嶽鍾琪出兵西路，討伐準噶爾部叛亂。他在出任苗疆總理事務大臣之前，是湖廣總督。
其次，指示前方剿撫相結合，禁止濫殺無辜的暴虐行為。清軍紀律敗壞，侵擾百姓，一貫胡作非為。如八寨協副將馮茂，“殺誘降苗六百餘，及其頭目三十餘冒功，於是逃歸播告黨徒，結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不論好壞，一概屠殺，不利於分化瓦解敵人。乾隆對這種凶殘的做法極不讚同。他在九月二十四日頒布諭旨：“凶頑之寨及首惡之人，定應剿洗擒獲，務盡根株。其餘附和迫脅之苗，分別料理，必令盡繳器械，方許投誠”。區別已撫與凶頑，分清首惡和協從，針對不同的敵人采取不同政策，必然減少阻力，有利於戰爭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