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雍正遺案中，除曾靜、張熙投書案進行了從嚴從重處理，其餘大多數進行了寬大的處置。
雍正在位時間雖隻有短短的十幾年，但就是在這十幾年裏，政治鬥爭接連不斷，大案要案接踵而至。在曆次鬥爭的風浪裏，無辜的受害者大有人在。為此，乾隆帝從糾正政治冤獄入手，以便樹立自己新的形象和威信，爭取社會上各種政治勢力的支持，縮小敵對陣營。對那些在年羹堯冒濫軍功案內被革職的知縣、守備以上的文武官員視情況進行起用，釋放在各起文字獄案中的涉嫌人員等。即使是一些非冤假錯案，乾隆帝也采取了寬大的辦法予以處理，如釋放因貽誤軍機而被判死刑的名將傅爾丹、嶽鍾琪；赦免因誹謗程朱而發配軍台的禦史謝濟世；還有許多虧空錢糧、侵吞公款的官員，也多被免予追賠或處分。他的這些舉措，同雍正的刻苛嚴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世人麵前樹立了一個寬厚仁君的良好形象。
在團結了宗室、減少了敵對勢力、皇帝大權基本掌握在手之後，乾隆帝便以充沛的精力和大幹事業的雄心壯誌，開始了新政策的實施，這時全麵處理國家政務擺到了乾隆皇帝的議事日程上來。
勤於朝政
乾隆帝在處理完雍正的後事之後，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對全國政務的處理上。他常常五更上朝，召見大臣，批閱奏章，詳細了解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大小事情。他在勤政殿房間親書《尚書·無逸》一篇用來經常提醒和督促自己。
在選用人才的同時，乾隆皇帝對已有的官僚體係進行整肅，雷厲風行地懲辦了一批貪汙腐化、欺壓百姓、濫用權力、不幹實事的貪官汙吏，使清初的吏治開始向好的方麵轉化。
為了進一步對各級官員加強了解與控製，乾隆元年開始陸續調各地提鎮、各省藩臬來京引見，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以後，引見範圍又擴大到了副將、參將、道府官員及部分知縣。通過這些方式，乾隆帝很快掌握了全國文武官員的基本情況。
乾隆皇帝下達了許多表明自己愛撫百姓的諭旨，宣布自己即位以來，便“以愛養百姓為心”，為了“加意培養元元”“愛養黎元”“加惠元元”“愛養民生”，而日夜操勞，勵精圖治，革弊興利。乾隆皇帝為什麼要如此地“愛養百姓”，這是誇誇其談的陳詞濫調，抑或是一種實情的反映？仔細分析他的一道重要諭旨，便可了解清楚。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五日，剛即帝位22天的乾隆皇帝，給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等總理事務王大臣，下了一道類似政綱的十分重要的長諭。
在這道詔諭中，乾隆談到了四個問題。第一，“本固邦寧”。他著重指出，自己日理萬機，夜以繼日，兢兢業業，“時廑本固邦寧之至慮”，時時刻刻考慮本固邦寧之事。
第二，“恒產恒心”。乾隆帝認為，要想作到“本固邦寧”，就必須使人民進行穩定的生產，因為恒產與“恒心”是“相為維係”的，有了恒產，才能產生恒心，百姓不愁吃穿，“飽食暖衣”，倉有餘糧，才能“知禮義”“民生優裕”“民質自馴”，這樣，民心順，四海寧，“太平有象”，反之如果民貧如洗，饑寒交迫，哪怕酷刑濫殺，民亦將起而反抗，天下就很難太平了。
第三，“生齒日繁”“民用難充”。乾隆帝非常清醒地分析了當前形勢，認為民間現狀非常嚴峻，在諭中著重指出，滿漢人民“生齒日繁”“地不加廣”，人多地少，因而“民用難充”“民產難製”。
第四，“勤政愛民”。乾隆帝認為，要想解決困難，使民有恒產恒心，達到“本固邦寧”,君主必須勤理國政，為民興利，內外官員必須善體帝心，實現君之誌願，講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壓百姓盤剝人民，“朘民生以厚己生”。
這道諭旨，是乾隆執政期間的重要施政綱領，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勤理國政，“愛養百姓”，興利除弊，以圖達到民有恒產恒心，本固邦寧。他在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十二日諭告群臣說：“朕自即位四年以來，朝乾夕惕，無非以愛養民生為念，凡有利民之政，無不興舉，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勞，惟恐一夫不獲其所。”這可以說是他對自己登基四年來施政的自我總結，在以後的執政時間裏，他也是這樣自勉自責和努力的。
乾隆帝還視具體情況，選擇恰當的時期和地方，不定期、不定量地進行積欠的蠲免和賑恤災民。乾隆帝登位之初即諭令：將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各省民欠錢糧全部豁免，同時又豁免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旗退地畝租銀及入官地畝租銀租糧等。對於各地發生的水旱蟲災，乾隆帝還多次向老百姓發放糧款予以賑濟，並采取有效措施減輕人民群眾因災造成生活困難的程度，如在災區推行以工代賑、免除災區商人米糧、開倉平糶、設立粥廠、興辦普濟堂、育嬰堂等慈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