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號晚村，浙江崇德（康熙六年改石門縣，在今桐鄉西南餘杭東北）人，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年），清軍入關時，家道開始敗落。順治十年（1653年）參加科舉考試，很快得到了很高的聲譽，後結識黃宗羲、黃宗炎、張履祥等人，思想逐步發生變化。康熙五年（1666年），找借口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被除名。後來致力於研究學術、收授門徒，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人們稱作“東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開博學鴻詞科，他堅決拒絕浙江省官員的舉薦。康熙十九年（1680年），浙江的地方官想以隱居鄉裏的賢士向朝廷舉薦他，被他嚴辭拒絕，並剃度做了和尚。他死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呂留良生前大講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其門徒嚴鴻逵、再傳弟子沈再寬等接受了他的思想，並加以傳播。由於呂留良的觀點大都寫於他的日記、詩詞、文集中，並沒有公開流傳，所以在曾靜案發生之前，並未被清朝統治者發現。
曾靜當然也一向對呂留良極為佩服。所以張熙到了浙江，就往呂家求取呂留良的遺著。
他得到了呂留良的門人、子孫後代們的熱情接待。呂留良的兒子把父親遺著《錢墓鬆歌》
及《題如此江山圖》等飽含民族情緒的文字送給了他。
回到湖南，曾靜一見這些書，“開始感到奇怪，接著變為懷疑，再後來相信它是正確的”，終於完全信服。從此曾靜開始思考一係列“華夷之辨”的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隻有推翻異族統治，貧苦漢族人才有出頭之日。
根據當時的社會傳聞和自己的一介書生之見，曾靜認定隻有川陝總督嶽鍾琪最有可能使自己的抱負得到實現，便決心去策反他。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曾靜吩咐張熙、張勘（張熙的堂叔）去做這件在他們看來驚天動地的事情。曾靜和張熙都為此事作了必死的準備。
在他們的詩裏有“但有虹貫日，竟無軻入秦”的句子，他們以戰國時剌殺秦王的荊軻來勉勵自己。曾靜還在身穿的大褂上，寫上“曾靜死於此”。
張熙當掉了本來就很微薄的全部家產，作為路費，孤注一擲，全力以赴，以完成這一事業。他們一路風塵仆仆，經貴州到四川，在打聽到嶽鍾琪已駐紮陝西後，又由四川輾轉來到陝西，於九月十三日抵達西安。
到西安後，二張打聽到，嶽鍾琪其實是當今最受皇上重用的封疆大吏，他對皇帝也忠心耿耿。二人一聽，簡直感到從頭上涼到腳跟。張勘丟下張熙，獨自一個人跑回家去了。
而張熙卻想反正把家產都已賣完了，退路被截斷了，不如豁出性命一試，說不定有可能說服嶽鍾琪，於是才有了西安攔路上書的那個舉動。
事情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而所謂的“六省勢力”僅僅是張熙自己吹出的一張經不住一戳的破牛皮。這樣看來整個事件不過是幾個窮苦失意的漢族讀書人頭腦的一時簡單衝動，是沒有任何力量支持的反叛企圖。按理說，事情可以很快解決。可是事情很快被複雜化了，它衍化成一個“轟天大案”，並在雍正帝手裏，得到了一種最令人不可思議的處理方式!
誘供出張熙的秘密後，嶽鍾琪立即將曾靜一案涉及到的湖南、浙江等地十餘個“同夥”
的住址及呂留良家藏反書等情況，密報雍正。
鼓動掌軍封疆大吏造反，當然算得上是一大案。
自從登基以來，每天雍正都處於有人可能要推翻他的緊張氣氛之中。以前他挖空心思地用年羹堯取代皇十四弟，現在用嶽鍾琪取代年羹堯，目的都是為了使作為軍事重地的西北邊疆牢牢控製在自己親信手裏。所以雍正的首要步驟是安撫嶽鍾琪，以防他內心有所顧慮，被“逼上梁山”。另一方麵，十月間雍正派副都統海蘭、十一月初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祿作為欽差急赴湖南，協同巡撫王國棟，扣押了一批鄉村讀書人。
他們是曾靜、劉之珩（原永興縣教諭，曾靜好友）、陳立安（劉之珩的學生）、陳達（陳立安之子）、張新華（張熙之父）、張照（張熙之兄）、張勘（曾靜的學生、張熙的堂叔）、譙中翼（華容縣學諸生，與曾靜一樣崇拜呂留良）、譙大穀（譙中翼之子）、曹玨、廖易（都是曾靜的學生）等人。陝西寶雞縣貢生毛儀，因張熙在去陝西時路經他家，也被拿下。雍正同時還讓浙江總督李衛去查抄已死了的呂留良的家，將呂留良之子呂毅中、呂黃中、長孫呂懿曆及其一些學生一幹人等捉獲。經過反複刑訊拷問，證實這不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的謀反集團，也不存在什麼六省“在我一呼可定”的安排和可能。雍正帝心裏懸著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這才下命將各犯解送北京，關押在刑部大牢進一步審查。
處置曾靜案
曾、呂兩案一出，立即受到清朝統治者的高度重視。由於曾靜曾指出雍正有篡位、殺兄、屠弟、貪財、好色等十大罪狀，當時社會上也盛傳雍正是通過假造詔書得到皇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