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感歎。
對待治水，雍正也曾通過河臣的奏折進行研究。
雍正二年（1724年），大臣李紱曾向雍正當麵提出疏通淮揚運河的建議，雍正覺得有道理，就命他與河道總督齊蘇勒商議，齊蘇勒認為疏通淮揚運河的工程量非常大，不能輕易作決定，他準備先進行實地考察，再提出具體意見。
齊蘇勒的奏折上呈後，雍正有這樣的一番朱批：“朕命令李紱到你那裏傳諭旨，隻是讓你知道有這麼一種建議，可以仔仔細細地加以思考，並不是認為他所奏的建議就一定能夠實行。一般來說，管理江河的官員都希望有工程上馬，可你的下屬官員又多數不能讓人信服。更何況這種事關係很大，不能草率行事，如果白白地浪費人力物力卻沒有收到好處，並產生了害處，不但白白地耗費了錢財、糧食，還可能成為曆史上流傳的笑話。但如果確實對國家百姓的生活有利，也不要因為害怕困難就中途停止，總需要你詳細周密地計劃妥切，將最終的利益全部搞清楚，準備詳細地一件件上報給我。這件事不是眼前急需要辦的事情，尤其不是輕舉妄動的事。”
這番話通情達理，將事情的正反麵、利弊都進行了剖析，指出治水關係非同小可，官員們一方麵好大喜功，一方麵畏縮怕難，要根本消除這兩方麵，就要根據實際的整體情況來作決定。
說這一番話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事成功歸自己，事敗過屬他人做鋪墊，而是要求大家謹慎地進行思考論證，他則從中協調。這樣就不會讓臣下帶著成見想問題，為了揣摩迎和上司的意思而妨礙正確的決策，把“治水”搞成了“亂水”，勞民傷財又遺害無窮。這種施政思想才是成熟的政治家處理問題時應把握好的。
雍正四年（1726年），有一位官員上奏折，指出在治水工程中準備材料時所存在的弊病，雍正隱去上折人的姓名，把它下發給了河道總督齊蘇勒，讓他“盡心盡力地進行準備計劃”。
齊蘇勒針對皇帝轉下的折子中的說法，具體解釋了事情的原委。
雍正閱覽後，對齊蘇勒的解釋十分滿意，批道：“你所陳述的事實非常恰當，朕本來就不很同意他的說法，但既然有這種議論，其中或許會有些可以汲取的借鑒之處，所以向你打聽一下，就是這個意思。現在看了你的彙報，朕徹底明白了。”
河工是十分複雜的事情，一般如果不是專家是承擔不了這件任務的。又因為治河工程資金耗費巨大，往往被貪官汙吏利用來發財，這使治河工程不但有治水的困難，還兼有了管理官員不貪汙的困難。
由此可見雍正對治水的複雜性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很少輕易發表先入為主的意見，而是多方考察、多方聽取不同說法；而密折正是他進行考慮判斷的材料。
由於這些臣下的密折多是個人的意見總結，因此可以反映對一些政策的不同看法，從而了解到一些事情的實際情況，而對這些個人見解加以彙總，就能比較全麵地認識到存在的各種矛盾，對事務有一個較全方位的認識。
聰明的決策者之所以聰明，不在於他事先有特別好的主張，而在於他善於傾聽多種意見並給出恰如其分的總結。在強製推行“改土歸流”這件事上，雍正表現出了一個明智的決策者的風範。開始時他不持用武力解決的主張，他認為“應該慢慢地想辦法，教育引導這些人”，但他也沒有把這種方式作為不可變更的確定了的大政方針，他要求大臣們“不要勉強地去遵命執行”，應該“慢慢地反複思考，在詳細協商後再具體上奏”。這就是說要再協商再考慮。在君臣間商量了幾年後，雍正也對苗疆的事務從不熟悉、拿不定主意到逐漸熟悉，掌握了實際情況，形成了完善的政策，這就是一個充分吸收不同意見的結果。
廣博的密折內容
雍正年間的天文地理、風土民俗，都在密折中有十分豐富的反映。
雍正帝在寧夏道鄂昌上奏叩謝“允許他上奏折彙報情況”的折子後麵寫了一段很長的上諭，很詳細地講明了他的目的，這一段話很能表現雍正要獨攬天下事的雄心大誌。他寫道：“現在允許你們這些下級官員也能上密折言事，隻不過是想擴大耳目所能得到的消息。
在你的職責之外，一切地方上存在的利與弊，全省官員們是否勤於職守，上司誰公正誰徇私，下屬官員誰優秀誰不合格，軍備是否整治，雨水是否充足，百姓的生活怎麼樣，風土人情是否淳樸，即使是鄰近的省份，或是京城內外，凡是令人驚奇的事，不必一定有什麼深刻的見解，都可以告訴朕。隻要在奏折中將有沒有確切的根據，或者僅僅是道聽途說，將這些地方都加以分析說明，便於朕進一步查訪，能夠得到實際情況就行。這些事既然不是你們職責所管轄的範圍，即使想從中得到真知灼見也不可能得到，所以即使在奏報中有錯誤不切實際的地方，也不會加以責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