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農奴製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土司製度是一種落後的世襲分封製度。土司在其管轄區域內有絕對權力，他把土民看作牲口一般，對他們任意買賣轉讓，或者用他們來祭祀鬼神和祖先。土民的所有財產都歸土司所有，他可以任意占有他們的牛馬，甚至他們的子女也歸其所有。土民生孩子後要向上報，記入名冊，長大後為土司做事，不許讀書，即使有的地方允許讀書，也不許參加應試，以免因為考上而脫離戶籍。土司一旦為自己的兒子娶媳婦，那麼土民們三年都不敢談婚論嫁。如果有誰膽敢違犯土司的意誌，不聽調遣，就會抄沒家產，本人及其家屬就會被賣到各地去做奴隸，再嚴重的就會被殘酷刑罰處死，如挖眼、折骨、剝皮等。在這裏，土民隻知土司的法，而不知道還有什麼國法。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怎不令人毛骨悚然？
同政治上的壓迫一樣，經濟上的剝削也相當殘酷。按照規定，各土司區向封建官府上交的賦稅，應該根據土司區大小、人口多少和自然條件好壞而定，數量比內地一般要輕。
但各地土司都以向上交納賦稅為借口，從中勒索，進行盤剝，人民的實際負擔因此增加了多少倍。而土司們亂派濫收的各種名目，令人瞠目結舌。
除了占有大量世襲領地外，土司還對農民的土地進行貪婪而瘋狂的掠奪和搶占。雍正三年（1725年），雲貴總督高其倬上奏彙報雲南姚安府土同知搶占民地的情況說：“姚安府大姚縣苴卻、十馬等地，方圓三百多裏，農戶很多，土地豐饒，現在的土同知高厚德的祖父高奣映為吳逆川東道時就開始侵占，到了高厚德又賄賂流官自己管理當地，征收當地錢糧。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進京費為名加派苴卻、十馬五千銀兩。百姓們無錢可以湊齊，他就帶人強迫百姓寫下賣地的契文。百姓們忍氣吞聲，隻好答應。”湖廣土司搶占土地的現象也十分嚴重。他們搶占的土地不僅有少數民族的，而且還包括很多漢族農民的。如容美土司田氏，所搶占的土地遍布石門、澧州、宜都、枝江等州縣。雍正年間，在搶占長陽縣民田時，等有人告到縣裏，田氏不但不予理睬，反倒抓走了好幾十人。保靖土司彭氏，他搶占的民田錢財竟然有八百兩，而且還讓原來田地的主人交納。由於土司瘋狂搶占土地，使得許多良田落到他們手中。而土司又以守險抗敵為借口，不許開墾荒地。這樣，廣大農民真是走投無路了。
可見，雍正時期的土司製度不僅使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遭到破壞，不利於社會穩定，更重要的是使清朝政府的中央政令得不到有效的貫徹執行，也影響了地方吏治。看到土司製度存在的弊端和危害，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一些人憂心忡忡，紛紛要求改土歸流。康熙末年，雲南永北人劉彬寫出《永昌土司論》，指出了土司製度的危害，建議改土歸流。雍正二年，幕客蘭鼎元也提出削奪土司的辦法：根據土司犯罪輕重，削減他的村落裏數，如果罪行非常嚴重，不便改土歸流，就除掉當地為惡的土司，把他的領地分給其子弟，以分化他的勢力。
推行改土歸流
隨著土司製度對封建統治的危害進一步加深，雍正逐步認識到推行改土歸流的必要性。
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他說：“現在天下同享安樂，而土民們卻在受苦，朕實在餘心不忍。”但這時他還是猶豫不決，並沒有馬上實行改土歸流。同年十二月，他在廣西巡撫李紱的奏折上批示說：“土司製度由來已久，一旦實行改土歸流，將一些土司的襲位削去，肯定會使人心恐慌。”他還是怕萬一考慮得不全麵，將會生出亂子。直到鄂爾泰任雲貴總督後，雍正才下決心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
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世代因襲貴族頭銜，20歲中舉人，21歲做了禦前侍衛。但是因為他為人忠正不阿，不會逢場作戲、阿諛奉承，也不參與康熙末年諸位皇子爭奪皇位的鬥爭，所以在官場很不得誌。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鄂爾泰37歲，這才做到內務府員外郎。而和他同齡的年羹堯，則因為和雍正關係密切，又有雍正暗中相助，替他說話，所以30歲就是四川巡撫，40歲當了川陝總督。與春風得意的年羹堯相比，鄂爾泰的仕途無比艱難。後來，他曾作詩說：
“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這就是說自己年齡已經很大，而地位還是如此。可見他當時心情的憂鬱。
也就是在這時，還是親王的雍正就想把鄂爾泰拉攏過來，讓人帶話給他，求他辦事，誰成想鄂爾泰竟嚴辭拒絕。他說現在皇上還健在，並多次下令不準臣下和皇子們來往，所以，不能答應雍親王的事情。
從那以後，雍正不但沒有對鄂爾泰懷恨在心，反而更加敬佩他，說現在能忠於康熙皇帝的人，將來一定能夠忠於自己。所以雍正即位後，不計前嫌，對鄂爾泰破格任用，先把他調往雲南督學，幾個月後又升為江蘇布政使。3年後升為廣西巡撫，鄂爾泰還在赴任的途中，又因為雲南土司事務刻不容緩，改調雲南巡撫兼署理雲貴總督的事務。在短短不到3年的時間裏，鄂爾泰就由一個小小的郎官，被雍正提拔為封疆大臣。由此可見雍正對他是多麼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