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僭越妄為到被迫自殺
隨著年羹堯、隆科多的權勢愈來愈大，任權恣行的事愈來愈多。雍正即位之後，年羹堯在平定西部時任命私人，隻要向吏部通報，不用向皇帝請示，稱為年選。實際上，他那欺上壓下、擅權橫行的不法行為早就滋生起來了，任四川巡撫時，由於他本性貪婪，任權獨斷，加上軍費開支很多，經常在四川加派賦稅，使當地人民很是不滿。當時江津縣知縣餘田生對他額外急征的命令予以斷然拒絕，年羹堯派使者拿了他蓋印的文書去催征，使者到達縣衙後，從早晨到中午，餘田生不接見他。使者在堂上大鬧，餘田生命人把他捆起來，實行杖責。這時，江津幾千百姓聚集在堂外，讓幾十位老人進堂，對餘田生懇求道：“您敢得罪年羹堯，最多辭官不做；可您走了之後，我們沒了依靠，日子就苦了。還是饒了使者吧!”由此可見，四川百姓對年羹堯加派賦稅無可奈何。雍正登基後，年羹堯越來越放肆，很多大臣都向雍正彈劾年羹堯，揭發他種種罪名，結果反倒遭到雍正的訓斥。雍正之所以這樣對年羹堯和隆科多恩寵有加，除了因為年羹堯平定青海、隆科多傳康熙遺詔之外，主要是年、隆二人作為雍正的長期心腹之臣，在支持自己即位、穩定即位後的局勢、壓製反對派等方麵，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雍正必須憑借他們，拉攏多數官員，使自己政權的核心力量得以建立。雍正這樣做是頗為必要的，但是雍正對他們的恩寵肯定會使年、隆認為有這樣親近的皇帝為自己撐腰，自己可以毫無顧忌地擅權專斷，從而形成與皇權相抗衡的權力中心，使皇帝主宰一切的中央專製主義集權的局麵遭到破壞。當雍正發現年、隆的勢力已經開始威脅自己的權威、破壞國家統一，甚至危及自己的統治時，他對年、隆二人的態度馬上轉變，拋棄自己對他們說過的所有親切的言語，到處搜集他們的罪證，鼓勵大臣們揭發。此時，雍正已下決心將他們二人置於死地，以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年、隆二人，特別是年羹堯，的確罪無可赦，不處死不足以維護封建法律的尊嚴，封建統治也不能得以鞏固，對他們繩之以法極為必要，可雍正對這種局勢的形成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對年、隆的感情由十分熱烈到極其冷酷，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和康熙過去批評他喜怒無常大概也有一定的關係。
雍正對年羹堯態度的變化，從雍正二年（1724年）冬，即年羹堯第二次進京時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