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國富民強，隻要國庫富足了，什麼都好辦。許多封建社會的改革家都有這樣的幻想，無論他是改革大臣還是改革皇帝，都是如此。
對雍正來說，他追求的目的是國庫充實、澄清吏治、社會穩定，其他都是次要的。就這一點來說，既不同於一些皇帝的統治思想，也與其父康熙藏富於民的思想很是不同。
對中國曆史的曆次改革進行考察就會發現，隻要是由政府發起，一項不可缺少的內容就是對吏治進行整頓，這是改革當中最為關鍵和艱難的一環，但整個改革的核心就在於此。
誰都知道，完成改革是不可能依靠舊的官僚體係的，它們本身就是改革的對象，這會使改革陷入困境。再者，改革措施的具體實施由人來操作，而官僚階層最具有惰性，他們是不會完成自我改造的。
“攤丁入畝”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直隸巡撫李維鈞的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決定從第二年起在全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攤丁入畝，又稱“地丁合一”“丁隨地起”，是雍正朝開始向全國推行的一種賦役製度，目的在於改變丁稅的征收方法，即將丁銀攤入地畝一起征收。
早在明朝時期，有的官員十分清楚徭役製的弊病，在自己控製地區進行改革。明末，陝西戶縣實行並丁於糧的措施，即把丁銀歸入田糧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納。崇禎八年（1635年），漢中府城固縣也實現“丁隨糧行”新法，順治十三年（1656年），南鄭縣也推行此種措施。
康熙年間，農民以運動的方式反對以丁派役。浙江寧波府農民提出“隨地派丁”的主張，富戶紛紛反對，爭執不休。杭州府人王之臣報告生產的東西少，丁役較多，負擔不起。
錢塘、仁和兩縣，把有產業的稱為“鄉丁”，無產業的稱為“市丁”，或曰“門麵光丁”，外來流民稱“赤腳光丁”，各自承擔丁役，光丁無產應役，承受不起這種情況下，一些官僚較為深刻地認識到丁役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改變役法。曾王孫主張丁隨糧行，這樣可以除掉3個弊端，收到3個好處。他說實行丁差，應該不停地編審，即使如此，也得不到人丁的實情，老人為丁，強壯為黃小的弊病不斷出現；人丁本應人死除名，但官吏舞弊，使人多之家不任丁役，貧苦人無丁而有丁徭；窮人負擔不起，有的逃亡，有的拖欠，官府什麼好處都得不到，還害得裏甲賠累，官員被懲責。他認為實行丁隨糧辦有三個好處：買田的人增加田賦隨著增添丁役，則賣田的糧去丁也去，沒有包賠的痛苦；以糧派丁，官吏不能放去富戶，隻差遣貧戶，使吏治澄清；無稅糧的人口不再受丁銀的拖累而四處逃竄，可以免去擔心在鄉從業。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課均入田稅的意見，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窮變通久之道”。對丁隨糧辦持反對意見的官僚也十分多。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並於糧，將使遊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役，並丁入糧，使貧者躲過，讓富人代賠他們的丁銀，也是不公平。他為富人著想，堅持丁、糧分擔。
康熙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以後，丁役的問題更突出了。康熙宣布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為標準征收丁銀，以後不管增添多少人丁，也隻收那些丁銀，不再加稅。這項舉措是我國賦役史上的重大改變，它固定了人口稅，對於後世日益增加的人丁講，減少了丁銀負擔量，有利於勞動力的增殖。可是當初的丁、糧分別征發，丁役不均的不良現象並沒改變，而且出現征收方法的新問題。人口總在不斷變化，有的戶有死亡，有的戶有增添，這項政策實行後，在具體的民戶中如何開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複雜得多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數目絕不會相等，往往新增的多，這就不能用某一個新丁替代已死人丁的差徭。不僅僅如此，隨著人丁的增加，也要減少原有人丁的負擔，這就要求必須重新計算個人的丁銀數量，還需要隨著人丁的變化不斷地計算，而這也很難。所以隨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的實行，應該尋求落實人丁丁銀的具體辦法。禦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從而建議把丁銀總數統計清楚，平均攤入到田畝中，按畝征收。戶部對他的建議進行商討，認為那樣改變丁、糧分別征收的老辦法，變化很大，不能實行，但是他提出的問題又必須處理，就讓廣東和四川兩省試行。因此在四川實行“以糧載丁”，於征糧賦中帶收丁銀，廣東丁銀按地畝分攤。在這時，河南的太康、汝陽等十一州縣可能也實行了“丁隨地派”。浙江常山知縣張德純曾實行“均丁於地”，達到了“民困以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