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對此反對，他認為州縣官員俸祿的缺少，可以通過他們征火耗來彌補。但是，他們的上司卻不能這樣，辦公時又不能隻靠那些微薄的俸祿。因此，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上級接受下屬贈送的現象，索賄受賄也就產生了。而最後吃虧的還是老百姓，要是這樣，還不如集中征收火耗，然後全部歸公處理，發給各官員養廉銀。他還說，這樣上司也不能向下屬勒索，州縣官員再也不會以各種借口向百姓征收苛捐雜稅了。而且，實行耗羨歸公，地方上不能支配多征的部分，這樣火耗不但不會增加，反倒要比原來總共征收的數目還要少。為了處理意見公正起見，雍正又讓總理事務大臣及九卿翰詹科道各級官員討論這個問題。雍正放心不下，再三要求他們在討論時要平心靜氣，公正處理，然後再將討論的結果上奏。而且，雍正還告誡他們，倘若有誰膽敢心懷不軌或者一意孤行，那麼他就會在這件事上受到懲罰。
這樣，雍正的姿態無疑是支持高成齡。但是，持反對意見的官僚還是很多，因為這件事牽扯的麵太廣，事關所有官僚的切身利益，又與看重美名的政治傳統不相一致。
各級官僚心裏都很清楚，改革一但實行，將會對官僚整體利益造成損失，他們輕易不肯妥協。即便是在改革貫徹得最為徹底的山西省，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也頗感省內壓力巨大。針對這種形勢，雍正及時調走反對諾岷改革的山西禦史劉燦，革去其弟的舉人頭銜，以保護支持改革者的利益，避免反對派在山西妨礙耗羨歸公的實行。
雍正帝認為，諾岷見解獨到，可以在全國推廣山西的經驗。他頂著王公大臣和內閣的反對之聲，於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初六作出定論：第一，總理事務大臣及九卿科道等人，內藏私心成見，目光短淺，所以才會懷疑和反對諾岷的做法。諾岷等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避嫌隙，任勞任怨，量力行事；如果天下的督撫都跟諾岷等人一樣，那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就能夠實現。第二，行政立法要根據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有所不同，不能墨守成規，強求一致，各省可因地製宜，靈活處理，全國各省可分不同時期進行。第三，沒有長久而不會有弊病的方法，耗羨歸公與養廉銀也是如此，所以，這也隻是暫時應急的措施罷了。當今之計，先承認耗羨合法，並限製耗羨提成；一旦彌補了虧空，國庫得到充實，官吏變得廉潔，就逐漸減少耗羨提成，到最後全部取消。第四，每個省的州縣有大小之分，錢糧就有多有少，事情就有繁瑣和簡單之分，官吏也各不相同，情形不同，所以不能定死耗羨的提成。但總的原則是要盡量減輕耗羨提成，符合當地的實際要求。第五，必須把耗羨全部提解藩庫，不準在州縣扣存。
耗羨改革的結果是，在很多地區，耗羨都比州縣私征時有所下降。這對老百姓當然很有好處。從此，康熙後期地方官員狂征亂派的局麵被扭轉了。
雍正對於耗羨的改革，不僅澄清了吏治，更為重要的是改善了中央的財政狀況。耗羨總的數目龐大，由地方支配，中央一文未得。而現在國庫虧空，急需銀兩來彌補。耗羨歸公以後，也就將中央財政完全扭轉。實施耗羨歸公之後，用在了三個地方：一是發給官員養廉銀，二是彌補地方錢糧虧空，三是作為地方公共事業或辦公費用。
任何禮品絕對不收。
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像田文鏡那樣親做楷模，聽從皇上的命令。雍正五年（1727年），巡察禦史博濟視察江南，根據以前的定規，向驛站伸手索要了禮物。不想有人向雍正告發，雍正馬上把他革職，讓當地對他進行審訊。
河南巡撫田文鏡說：“要想禁止各州縣增加羨耗和攤派，必須先對上司約束，想約束上司，必須要先清掃陋習。”這就指出了避免地方州縣橫征暴斂的最佳辦法：一是必須從上抓起，因為上梁不正則下梁歪，要擒賊先擒王；另一個就是改變日常不良的社會風氣，也就是清除陋習。
為在全國範圍內嚴禁打點費用，雍正頒布命令：官員凡是接受禮物的，一律處以重罰；同時還對其上級督撫予以追究。
縱觀雍正的改革措施，可以看出雍正的改革思路：先改革賦役，吏治敗壞的根本就在於此。為改革賦役，又先清查虧空，以此為契機，清除根本問題。
對出現問題的官員毫不手軟。通過對一批怙惡不悛、身居要職的貪官汙吏進行堅決打擊，雍正的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在此基礎上，出於長治久安的目的，采取新的手段對官吏進行管理。如養廉銀製度、定辦公費製度、士民一體當差納糧製度等，這些都有利於改革成果的鞏固。
改革吏治取得初步成功後，再改革經濟製度，其基本目的是對一部分紳衿進行打擊，以縮小貧富差距，防止貧富懸殊拉大，減輕百姓負擔，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隨後，其他類的配套改革也開始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