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心裏話
我喜歡親自嚐試，雖然有的時候，我嚐試的方式不太對。
媽媽，如果你不讓我嚐試，我是要“反抗”的。
我的“反抗”，並不是故意挑戰你，你不必那麼擔心！
周一下午，我去學校上了育兒理論（parenting theory）的討論課。我的發展心理學老師說，孩子成長中出現的問題也會被他們自己的成長所解決。道理雖是這樣，但父母總會本能地擔心、憂愁，甚至生氣。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做類比：孩子成長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小問題，其實是成長的副產品（by-product），就像偶爾在兩餐之間吃多了零食，會覺得胃脹、撐得慌，隻要少吃點晚飯，或者省一頓夜宵，第二天早上起來就會恢複原有的“胃動力”；但是爸爸媽媽經常會一口一勺消化酶地自己給孩子“開藥方”。
討論課結束以後，老師給我們各個小組（美國老師喜歡把學生分成各個小組，做小組作業）布置作業，要求大家團隊合作完成一項調研項目——“媽媽們，孩子（0～6歲）出現的什麼狀況最讓你頭疼？”讓我們四個不同的小組找出出現頻率最高的“頭疼事件”，並且通過訪談找出它們“上榜”的理由。
我們小組由艾米麗、艾瑪和賽琳娜三個美國人和一個中國人——也就是我——組成，其中賽琳娜是一個澳大利亞後裔（ABA， American born Austrian）。經過一晚上查閱文獻、總結筆記和兩次小組碰頭會的整合，我們列出了一個長長的單子，包括的問題真是五花八門。
艾米麗強調說：“媽媽們最擔心的是喂養、生病、疼痛這些體質問題！”這些問題無疑是剛做媽媽的女性最關心的。但是單純的喂養問題會隨著哺乳期的結束被其他問題代替，比如生病，尤其是傳染性疾病。艾米麗是一個典型的金發美女，從小衣食無憂，畢業於康涅狄格州的私立大學。她自己說，之所以來讀兒童心理學的研究生，原因很單純，因為她結婚了，並且想當媽媽了。
艾瑪則把“工作家庭的平衡”放在調研的重心，因為她是一個單親媽媽，一個人一邊攻讀教育學博士，一邊帶著一個五歲的孩子。這樣的單親媽媽在美國不占少數，她們不但獨立地支撐起一個家庭，而且進取心很強，一直努力為孩子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艾瑪經常用“強大（strong）”這個詞來形容自己。她說，如果大多數女性要爭取做一個“好媽媽（great mom）”的話，那麼她的目標是做一個“超級媽媽（super mom）”。
賽琳娜是澳大利亞裔，她說：“我小時候，媽媽最擔心的問題是我不能融入美國的所謂‘主流社會’，因為我在幼兒園的時候說了一口帶著濃重‘袋鼠’味的英語。”賽琳娜經常和我們一起分享當年她在幼兒園被同學笑話的經曆。少數族裔都會有這樣或者那樣的適應問題，語言、膚色、家庭經濟狀況，等等。也許我們中國人覺得所有的白人長得都差不多，但是美國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誰是英國後裔，誰是澳洲後裔，誰又是猶太後裔。
我給的意見差不多是艾米麗和賽琳娜的綜合。作為一個國際學生，我有和賽琳娜一樣的擔憂——擁有黃色皮膚、黑色眼睛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和“洋娃娃”們一樣被接納。
最後，經過小組成員熬夜苦戰、查閱了眾多文獻，我們把問題具體化為：“孩子在小時候哪個年齡段的什麼表現最讓媽媽們頭疼？”一問年齡、二問事件。同時，為了方便作答，我們也為媽媽們列出了一些常見的“頭疼事件”以供選擇——體質不好愛生病、被同伴欺負，等等。
一個星期之後，在學校幼兒園對媽媽們的問卷調查，以及我們四個人分別在不同社區回收發放的問卷顯示：令媽媽們最頭疼的，居然是孩子兩三歲時的“不聽話”——媽媽們普遍認為，那是對她們的很大的挑戰！
這個調查結果讓我們四個人大吃一驚。在多數媽媽看來，孩子生病，甚至是先天性疾病，都沒有兩歲時期孩子的“不聽話”來得棘手。艾米麗、艾瑪和賽琳娜，她們三個決定繼續鏖戰一夜，用文獻和數據在明天的育兒理論討論課上解釋我們的調研結果；而我，決定請教一下艾米，看看她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晚飯過後，小本和爸爸傑森開心地享受著他們的父子時間，艾米則在餐桌旁幫我完成作業——這就是有寄宿家庭的最大好處！
“為什麼不是‘生病’讓媽媽們最擔心呢？”我一臉疑惑地問艾米。
“生病那是揪心，不是擔心，因為你知道怎麼辦啊，抱著小本去醫院，或者找預約的大夫，實在不行去急診啊！”艾米想都沒想，脫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