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克裏微笑著說，列車長聽完他的答複後又匆匆忙忙向前部的發動機房跑去。
但是，克裏沒有立刻就走，他認為後車廂裏有一位工程師和一名助理刹車員在那兒替他扛著這件工作，自己又何必冒著嚴寒，那麼快跑到後車廂去。他停下來喝了幾口酒，驅了驅寒氣，這才吹著口哨，慢悠悠地向後車廂走去。
他剛走到離車廂10來米的地方，就發現工程師和那位助理刹車員根本不在裏麵，他們已經被列車長調到前麵的車廂去處理另一個問題了。他加快速度向前跑去，但是，一切都晚了。在這可怕的時刻，那輛快速列車的車頭，撞到了克裏所在的這列火車上，受傷乘客的嘶喊聲與蒸氣泄漏的噝噝聲混雜在了一起。
後來，當人們去找克裏時，他已經消失了。第二天，人們在一個穀倉中發現了他。此時，他已經瘋了，在憑空臆想中叫喊著：“啊，我本應該……”
他被送回了家，隨後又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哈佛哲理
小小的疏忽就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災難。
無論做什麼事情，萬萬不可忽視自己的責任，否則就可能要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
責任感是人走向社會的關鍵品質，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重要資本。有句諺語說得好：“沒有一滴雨認為它們應當對洪災負責。”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哪怕麵對最沉重的後果也不逃避，正是這種素質構成了偉大人格的關鍵。
細節體現責任
當巴西海順遠洋運輸公司派出的救援船到達出事地點時，“環大西洋”號海輪已經消失了，21名船員不見了，海麵上隻有一個救生電台有節奏地發著求救的信號。救援人員看著平靜的大海發呆，誰也想不明白在這個海況極好的地方到底發生了什麼，從而導致這條最先進的船沉沒。這時有人發現電台下麵綁著一個密封的瓶子，打開瓶子，裏麵有一張紙條，21種筆跡，上麵這樣寫著：
一水理查德：3月21日，我在奧克蘭港私自買了一個台燈，想給妻子寫信時照明用。
二副瑟曼：我看見理查德拿著台燈回船，說了句這小台燈底座輕，船晃時別讓它倒下來，但沒有幹涉。
三副帕蒂：3月21日下午船離港，我發現救生筏施放器有問題，就將救生筏綁在架子上。
二水戴維斯：離崗檢查時，我發現水手區的閉門器損壞，用鐵絲將門綁牢。
二管輪安特爾：我檢查消防設施時，發現水手區的消防栓鏽蝕，心想還有幾天就到碼頭了，到時候再換。
船長麥凱姆：起航時，工作繁忙，沒有看甲板部和輪機部的安全檢查報告。
機匠丹尼爾：3月23日上午，理查德和蘇勒的房間消防探頭連續報警。我和瓦爾特進去後，未發現火苗，判定探頭誤報警，拆掉交給惠特曼，要求換新的。
機匠瓦爾特：我就是瓦爾特。
大管輪惠特曼：我說正忙著，等一會兒拿給你們。
服務生斯科尼：3月23日13點到理查德房間找他，他不在，坐了一會兒，隨手開了他的台燈。
大副克姆普：3月23日13點半，帶蘇勒和羅伯特進行安全巡視，沒有進理查德和蘇勒的房間，說了句“你們的房間自己進去看看”。
一水蘇勒：我笑了笑，也沒有進房間，跟在克姆普後麵。
一水羅伯特：我也沒有進房間，跟在蘇勒後麵。
機電長科恩：3月23日14點，我發現跳閘了，因為這是以前也出現過的現象，沒多想，就將閘合上，沒有查明原因。
三管輪馬辛：感到空氣不好，先打電話到廚房，證明沒有問題後，又讓機艙打開通風閥。
大廚史若：我接馬辛電話時，開玩笑說，我們在這裏有什麼問題?你還不來幫我們做飯?然後問烏蘇拉：“我們這裏都安全嗎?”
二廚烏蘇拉：我也感覺空氣不好，但覺得我們這裏很安全，就繼續做飯。
機匠努波：我接到馬辛電話後，打開通風閥。
管事戴思蒙：14點半，我召集所有不在崗位的人到廚房幫忙做飯，晚上會餐。
醫生莫裏斯：我沒有巡診。
電工荷爾因：晚上我值班時跑進了餐廳。
最後是船長麥凱姆寫的話：19點半發現火災時，理查德和蘇勒的房間已經燒穿，一切糟糕透了，我們沒有辦法控製火情，而且火越燒越大，直到整條船上都走火。我們每個人都犯了一點錯誤，但釀成了人毀船亡的大錯。
看完這張絕筆紙條，救援人員誰也沒說話，海麵上死一樣的寂靜，大家仿佛清晰地看到了整個事故的過程。
哈佛哲理
如果你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好；如果你不會或不願做它，就最好不要去做。大家都說習慣成自然，當負責任也成為一種習慣時，它也就慢慢成了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你就會自然而然地去做你該做的，而不是刻意去做。當一個人自然而然地做一件事情時，當然不會覺得麻煩和累。當你意識到責任在召喚你的時候，你就會隨時為責任而放棄別的什麼東西，而且你不會覺得這種放棄對你來講很不容易。
“甩”開借口，與責任同行
哈佛大學畢業生富蘭克林·羅斯福因患小兒麻痹症而下身癱瘓，他是最有資格找借口的。可是他從來不找任何借口，而是以信心、勇氣和頑強的意誌向一切困難挑戰，最後居然衝破美國傳統束縛，連任四屆美國總統。他以病殘之軀在美國曆史上，也在人類曆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羅斯福的經曆，對於那些信奉借口哲學的年輕人，也許是一個極大的觸動。
當你為自己尋找借口的時候，你也許會願意聽聽這個故事：
一個漆黑、涼爽的夜晚，在墨西哥市，坦桑尼亞的奧運馬拉鬆選手艾克瓦裏吃力地跑進了奧運體育場，他是最後一名抵達終點的選手。
這場比賽的優勝者早就領了獎杯，慶祝勝利的典禮也早就已經結束，因此艾克瓦裏一個人孤零零地抵達體育場時，整個體育場空蕩蕩的。艾克瓦裏的雙腿沾滿血汙，綁著繃帶，他努力地繞完體育場一圈，跑到了終點。在體育場的一個角落，享譽國際的紀錄片製作人格林斯潘遠遠地看著這一切。接著，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格林斯潘走了過去，問艾克瓦裏，為什麼要這麼吃力地跑至終點。
這位來自坦桑尼亞的年輕人輕聲地回答說：“我的國家從兩萬多公裏之外送我來這裏，不是叫我在這場比賽中起跑的，而是派我來完成這場比賽的。”
哈佛哲理
任何借口都是推卸責任。在責任和借口之間，選擇責任還是選擇借口，體現了一個人的行事風格和生活態度。借口仿佛一個用溫情偽飾的陷阱，能消磨人的鬥誌，或讓你遺忘自己的責任所在。不幸的是，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或那樣的借口。借口在我們的耳畔竊竊私語，告訴我們不能做某事或做不好某事的理由，它們好像是“理智的聲音”、“合情合理的解釋”，冠冕而堂皇，卻常常讓我們沉湎於自己令人腐化的溫床，並為此付出失敗的代價。拿破侖·希爾說：“製造托詞來解釋自己的行為，這已是世界性的問題。這種習慣與人類的曆史同樣古老，這是成功的致命傷!”
為自己的過錯埋單
2006年2月21日，哈佛大學宣布，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將在2005至2006年學年結束的時候掛冠辭職。根本原因是薩默斯在2005年一次閉門經濟會議上語出驚人，提出“女子學理不如男”的論調。哈佛大學校長為自己的錯誤言行付出了“下課”的代價。薩默斯的“下課”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在哈佛，無論是誰，都必須為自己的過錯埋單，即使是校長也不例外。
哈佛的這種精神影響的絕不僅僅是哈佛人，它的這種理念甚至折射到美國全國。
日本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學者高橋先生，在他《醜陋的日本人》一書中，曾詳細記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年，高橋先生在秘魯一所大學任客座教授，曾與一對來自美國的教授夫婦比鄰而居。有一天，這對夫婦的小兒子不小心將足球踢到了高橋先生的家門上，一塊花色玻璃被打碎了。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高橋先生和他的夫人按照東方人的思維習慣，估計那對美國夫婦會很快登門賠禮道歉。然而，他們想錯了。
那對美國教授在兒子闖禍之後，根本就沒有出現。
第二天一大早，是那個孩子自己，在出租車司機的幫助下，送來了-塊玻璃。小家夥彬彬有禮地說：“叔叔，對不起。昨天我不留神打碎了您家的玻璃，因為商店已經關門了，所以沒能及時賠償。今天商店一開門，我就去買了這塊玻璃。請您收下它，也希望您能原諒我的過失。這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了，請您相信我。”
理所當然地，高橋夫婦不僅原諒了他，而且喜歡上了這個懂禮貌的孩子。他們款待孩子吃了早飯，還送他一袋日本糖果。
原以為事情就此畫上了句號。出人意料的是，當孩子拿著那袋糖果回家之後，那對美國教授夫婦卻出麵了。他們將那袋還沒有開封的糖果還給了高橋夫婦，並且解釋了不能接受的理由：一個孩子在闖了禍後，不應該得到獎勵。
哈佛哲理
俗話說：“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當我們犯了錯誤的時候，不要去想如何隱瞞錯誤或推卸責任。采用欺騙手段掩蓋錯誤，逃脫責罰，雖然能獲得短暫的成功，但事情真相水落石出的時候，就是你成為人人唾棄的對象的時候，而且，在此期間，你還要小心翼翼地掩蓋，承受著心理的壓力和折磨。因此，做了錯事要勇於承認，敢於糾正，哪怕為此付出代價，但起碼能獲得心靈的安寧。另外，責任心體現一個人的人格，隻有負起責任的時候，你才能找回做人的根本。
承擔責任，實現自我
在火車上，一位孕婦臨盆，列車員廣播通知，緊急尋找婦產科醫生。這時，一位婦女站出來，說她是婦產科的。列車長趕緊將她帶進用床單隔開的病房。毛巾、熱水、剪刀、鉗子什麼都到位了，隻等最關鍵時刻的到來。產婦由於難產而非常痛苦地尖叫著。那位婦產科的婦女非常著急，將列車長拉到產房外，說明產婦的緊急情況，並告訴列車長她其實隻是婦產科的護士，並且由於一次醫療事故已被醫院開除。現在這個產婦情況不好，人命關天，她自知沒有能力處理，建議立即送往醫院搶救。
列車行駛在京廣線上，距最近的一站還要行駛一個多小時。列車長鄭重地對她說：“你雖然隻是護士，但在這趟列車上，你就是醫生，你就是專家，我們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