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還發現有捺印的千體佛像殘幅，是墨印的成排的小佛像，再用筆加彩。五代時期的單幅的《毗沙門天王圖》和《救苦觀世音菩薩圖》製於晉開運四年（公元947年），是敦煌的統治者曹元忠為了祈福而大量印製的。這一些作品和敦煌發現其他印本佛像以及杭州雷峰塔倒坍後發現塞在磚心中的寶篋印陀羅尼經（吳越王錢俶在公元975年造）同為版畫史上罕見的早期的作品。這些佛教的宣傳品之所以雕版印刷也是因為可以達到大量流通的目的，按照佛教的規定，成千成萬的傳播佛像和佛經是祈福的重要方式。
宗教迷信的書籍和圖畫書籍雕版印刷流傳，是因為在封建社會中，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進步都不能擺脫落後的階級社會的限製和剝削階級的統治。由於同樣的原因，從五代開始，統治階級更著手大規模的來利用這一人民創造的傳播文化的工具。
五代時，在政治情況不斷變化中仍能一貫保持自己的顯赫地位的馮道，看到江南和四川來的人販賣印版的文字，內容很多，但是沒有儒家經典，於是在他的倡議下，用官府的力量以國子監的名義印了卷數浩繁的儒家經典共11種，從公元932年開始到953年完成。這批經典的版本是雕版印刷曆史上有名的五代“監本”。自此以後，曆代國子監都把印儒家經典作為自己的工作。
北宋的國子監在汴梁和臨安，南宋在臨安都進行了雕印儒家經典的工作，金、元則在山西平陽設立了“經籍所”，宋代各地方政府也進行刻書。宋、金、元官府刻書的範圍已逐漸擴大，並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曆史書、子書（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文學（詩文集）和技術書（特別是醫學和算學）。北宋末年汴梁國子監的書版和工匠被金人掠到山西平陽，南宋末年臨安國子監的書版在明代初年集中到了南京。明代官府刻書種類雖更繁多，但特別著重的是四書五經及其注釋，科舉文章的參考書（如：古文真寶，古文真粹，宣傳唯心思想的“性理”的哲學書，等等）。明代分封在各地的皇族藩王也多利用刻書聚集一些文士。康熙、乾隆時期除了刻經史以外，更刊印皇帝的詩文集和用皇帝名義編撰的各種百科全書，乾隆武英殿殿版書共147種。
宋代開始的另一根據統治階級意旨進行的大規模雕版印刷是全部佛經和道經的出版工作。宋初開寶年間在四川雕印了整部《大藏經》，共費時12年（公元971—983年），全書共5000多卷，當時並以之贈送朝鮮、日本和越南各國。這部藏經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很有名，稱為《開寶藏》。宋代政和年間又刊印了全部道教經典：《萬壽道藏》五百餘卷。宋代以後，金、元、明、清各代都曾屢次編纂並刻印全部佛經和全部道經，其中也有不是直接由皇家主持的，例如有名的《趙城藏》的雕造是金皇統八年至大定十三年（公元1148—1173年）25年間由山西解州天寧寺在民間自行募集而進行的。
在這一些直接為統治階級所支配的雕版印刷事業中，版式的設計，字型的設計和雕製及印刷的精美而有顯著的藝術價值：這些印刷物中也有版畫插圖，除了科學技術性的圖解插圖以外就是一些教育性質的插圖，例如宋代雕印的《三朝訓鑒圖》、《列女圖》、《營造法式》（建築術）和《三禮圖》（考古學）等。宋代還曾雕印過《耕織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