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濤的詩作，特別是畫上的題詩有助於說明他雖作了和尚而對於生活仍有極深厚的感情。他的論畫的著作《苦瓜和尚畫語錄》和他的創作一樣放出異樣的光彩。其主要主張是反對臨摹，反對泥古不化，反對把山水畫藝術降低為單純的皴擦點染的筆墨技術。他主張創造；主張寫“天地萬物”，山川大地的形勢，要在山水畫中寫廣大的理想；主張畫家用自己的想象深入對象，要能領悟自然事物的形象的豐富的內涵，他強調繪畫藝術的創造的意義，甚至從宇宙論的高度來說明在一幅作品中創造一完整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石濤的山水取景安徽黃山地區的很多，另一在清初很有創造性的畫家梅清（字瞿山），也為黃山創作了充滿了鬱勃生氣的形象。
朱耷（公元1626-1705），號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明朱元璋之子寧獻王朱權的後裔。他的晚年書畫均署八大山人四字。這名號的來曆有兩種說法：一說“嚐持八大人覺經，因號八大”；另說“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我者也”。據《個山小像》八大的自署，少為世襲貴族。天性聰穎，八歲能詩。明亡時為諸生（秀才）。他20歲時“遭變，棄家後避賢山中”。23歲“剃發為僧”，釋名傳綮，號刃庵。31歲時“豎拂稱宗師，從學者常百餘人”。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之交，病癲。至康熙十九年（1680）還俗。此後住江西南昌，以詩文書畫為事，直至去世。八大經曆明清之際天翻地覆的變化，自皇室貴胄淪為草野逸民，為避害而出家。但其詩文書畫極其出色，頗引人注目，清統治者又千方百計地籠絡他，“遂發狂疾”。他裝啞作狂，均因家國之恨使然。其內心之悲愴由此可見。對山人的種種奇行，當時人們都認為“其癲如此”。
八大山人書法成就頗高，但被畫名所掩，注目者不多。黃賓虹嚐稱“書一畫二”，確為至言。八大的書體，以篆書的圓潤等線體施於行草，自然起截，了無藏頭護尾之態，以一種高超的手法把書法的落、起、走、住、疊、圍、回，藏蘊其中而不著痕跡。藏巧於拙，筆澀生樸，此中真義必臨習日久才能有所悟。
集中山人在中年時各體書風全貌的，莫過於《個山小像》中八大的自題了。他以篆、隸、章草、行、真等六體書之，其功力之深，罕與倫比，可謂集山人書法之大成。八大去世前夕，書法藝術水平達到頂峰，草書不再怪偉。如80歲寫的《行書四箴》、《般若波羅蜜心經》、《仕宦而至帖》（即《晝錦堂記》帖），平淡天成，絲毫不加修飾，靜穆而單純，不著一絲人間煙塵氣。高僧書法大致如是。近人得其精髓者隻弘一法師一人。
八大亦善篆刻，山人的印文往往別出心裁，變化有奇。八大也很注重印章的藝術本體，如：兩方“驢屋人驢”印，前一方白文方印把“人”放大，儼然一個鐵帳罩在屋上，造成的縱向線條與右側的橫向線條形成對比，右部又多圓形轉角，整個印麵不板不滯，巧妙自然。後一方設計尤為巧妙，隻用驢、屋、人三字，通過上下左右排列，表達出完整的含意。
八大山人的文人畫，在筆墨運用上做到了削盡冗繁，反璞歸真。如此精粹的筆墨，一點一劃，旨在攄其心意，是慘淡經營所得，絕非言之無物或心欲言而口不逮者所山人的筆墨清脫，他把倪雲林的簡約疏宕，王蒙的清明華滋，推向一個更純淨更酣暢的高度。那是一種含蓄蘊藉、豐富多彩、淋漓痛快的藝術語言。古今中外，凡能有八大這種絕妙手段的畫家，才可稱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