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繡是中國四大名繡之一，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繡品，代表了其早期的輝煌。這個地區民間向來有深厚的民間刺繡基礎，在鄉間農村，刺繡活是廣大婦女女紅的必修課，非常普及。不過這些女紅製品都屬於貧苦婦女勞作之餘自繡自用的生活必需品，並不被達官顯貴重視。據專家研究，宋明時期，湖南民間刺繡的針法就日趨豐富，圖案的寫實風格，也與現代湘繡品基本一致。
在湘繡的發展史上，平江繡女李儀徽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她於清代光緒初年首創了摻針繡法，使過去顏色分層較為呆板的湘繡變得絢麗多彩，精美逼真。繡工胡蓮仙與袁魏氏學得此法後，又融入蘇繡和粵繡的特點，並開設繡莊，帶徒學藝，傳授湘繡技藝，出售繡品。由於她們的倡導和推廣，湘繡從此名聲大振。1911年意大利都朗博覽會和1915年美國舊金山萬國博覽會上，湘繡分別獲得最優秀獎和一等獎。
20世紀30年代中期，湘繡進入鼎盛時期，全省有繡莊45家，長沙一帶的繡工約有1500餘人，年產繡品3萬餘件，並湧現了一大批技藝精湛的湘繡高手，其中寧鄉繡女楊佩珍所繡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肖像，在美國引起轟動，為湘繡贏得“譽滿全球”的聲譽。
20世紀80年代，湘繡又研製出“雙麵全異繡”新工藝。它在同一麵料的正反麵各繡出構圖、針法和色彩完全不同的兩種畫麵。如《花木蘭》繡屏，一麵繡出女扮男裝，英姿勃勃的木蘭將軍；另一麵則是脫去戰袍“對鏡貼花黃”的木蘭姑娘。這種神異的刺繡效果，被外國友人稱之為“魔術般的藝術”。
湘繡在針法、劈線、設色和藝術、題材、風格上均有獨特之處。針法以摻針為主，並根據不同刺繡物象的不同要求而發展成70多種針法體係。摻針又稱“亂插針”，但亂中有序，能出色地表現物象的立體形態和色彩在不同光線下的效果，生動而具有真實感。在摻針的基礎上，著名湘繡藝人餘振輝又創造了毛針，活靈活現地表現獅虎等猛獸毛的質感，使湘繡獅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威振八方。
湘繡劈線細若毫發、勻薄細膩，俗稱“羊毛細繡”。絲線經過莢仁液蒸發處理後光潔平整。著名湘繡畫師李雲青的七絕詩《題湘繡劈線》，對湘繡的劈線工藝作了生動描述：
爛嚼紅絨口角香，絲絲精細入微茫，
錦心欲度金針巧，妙手先分彩線長。
在設色上，湘繡注意發揮摻針摻色的作用，巧妙地以各種原色花線在質地上相互調合、靈活運用，真正做到了“有色皆備”，自然逼真。一些精通畫藝的畫師加入湘繡的設計和創作，也帶來湘繡中“繡畫”和湘繡題詩的特點。湘繡著名繡工除以上提到的幾位外，還用神針肖詠霞，擅長人物繡的廖家惠等。
（二）漢繡
漢繡為湖北地方繡種，主要流行漢口、武昌、荊沙、洪湖一帶，並輻射到湖北境內長江兩岸的廣大地區。
與湘繡一樣、漢繡的曆史也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楚辭》中有“纂組綺繡”句，足見當時楚人絲綺文繡傳統。江陵馬山一號戰國墓出土的大量絲織繡品，為我們展示了2000多年以前楚地刺繡風采，也為漢繡的源流研究提供了珍貴史料。
漢繡的發展，據說與元朝末年陳友諒起義有關。相傳農民領袖陳友諒當年曾在洪湖峰口鎮（古屬沔陽）大堤上操練義軍，其夫人宿居堤畔蔡家，每日與村姑婦女們精繡義旗、軍服上胸、背之字，以待出征。後來，此堤名為“繡花堤”（現名繡花村）。當地姑娘媳婦人人善繡，並以能繡為榮。
清代嘉慶至鹹豐年間，漢口設立了刺繡局，集中各地繡工繡製宮服、戲服等裝飾品，供統治階層享用，漢口萬壽宮一帶也因之形成了遠近聞名的“繡花街”。武昌也因有蘇洪發、萬興發、徐大華等名繡坊而逐步形成了武昌塘角街婦女刺繡加工基地。光緒年間兩地有繡工500餘人，連同店外做包活的繡工計有2000餘人，漢繡一時十分興旺。近代日軍侵占武漢，兵荒馬亂中，一些繡局、繡坊遭到燒毀，繡工紛紛遷至鄉下發展，洪湖、沔陽一帶遂又成為漢繡基地之一。
漢繡針法“以少勝多”。古代漢繡常用直針、鋪針，尤以辮針的使用最廣泛。辯繡可以說是刺繡中的萬能針法，早在戰國時代的楚繡中就有它的身影。近代漢繡又發展了施扣針、織錦針、鋪絨繡、納花繡等針法。
漢繡題材以花鳥居多，這一點深得楚繡之精髓。楚人崇鳳，江陵戰國墓出土的17幅鳳鳥刺繡中，就無一雷同。近代鄂東羅田縣婦女繡製的油搽（舊時婦女梳頭用具），將傳統的太極陰陽魚造型變成太極鳳凰，神奇而生動；當代公安縣的一位村姑手繡鞋墊上的鳳鳥，呈“S”形造型，與戰國楚銅器上的紋飾有驚人相似之處，鳳鳥頭與飄逸的鳳尾相互照應，和諧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