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富也重貴，富和貴都要。因此，浙江商人做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也特別多。
第四，善於跟官府協調，浙江人的文化素質高，因此考進士的也多，善於跟官府協調。
第五，浙江商人吃苦精神強。
確實，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不同的地域誕生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不同的經濟發展環境，不同的經濟發展環境造成不同的意識形態，這些不同的意識形態就會影響人的思維，當這些思維和商業的發展相一致的時候，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影響生產力的發展。分析了他們的優點弱點，也分析了他們的努力方向，筆者認為，山東商人、山東企業家確實需要重視跟官聯係，重視對市場的把握，在新的基礎上，構建團隊精神，重視學習，不僅重視兒女的學習，還應重視自身的學習。
3.浙商深厚的民間基礎和龐大的群體陣容
實際上，浙江人做生意厲害，倒不在於他們有多少叱吒風雲的大企業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間基礎和龐大的群體陣容。他們在浙江省內集群發展，同時又流動性很強，散布全國甚至全球每一個角落。他們占據、分割、蠶食著國內一塊塊市場，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取得優勢。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曆盡千辛萬苦，也要紮下根來。關鍵是他們為什麼能夠紮下根來呢？
有一件事讓人感觸良多，雖然這件事並不符合規範的商業行為準則。魯商王利達在濟南市北園路開了一個五金門市部，鄰居是一對浙江夫妻經營的五金店。由於經營上的問題，兩家不是很和睦，經常爭爭吵吵。2004年的夏天，兩家又吵了起來，王利達揚言第二天把浙江人的店給砸了。果然，王利達第二天就糾集了兄弟姐妹等親戚好友10多人前來砸店。正當一幫人準備往店裏衝時，沒想到浙江商人的店裏聚集著30多人，先從裏麵衝了出來，王利達及其家人一看就傻眼了，沒敢輕舉妄動，最後兩家的矛盾還是采用協商的手段來解決的。後來，浙江商人說：你們的親戚朋友能有多少人啊？我們浙江商人有人出了問題，就會有很多同鄉來幫忙，人不更多嗎？王利達說起這事就很感慨，浙江人很注意維護自己的利益，也知道如何去維護利益，在利益麵前他們不輕易低頭。
浙商能夠成功的秘訣之一，就在於他們有著能量巨大的商會組織，可以“小商品大市場”地運作。浙江人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組織，群體合作織成一個無所不在的商業網絡。浙商還形成了巨大的人際網絡和銷售網絡，這種網絡就像人體的細胞或毛細血管，遍布市場的每一個角落。為此，浙江為什麼能建起如此多的大市場？區域經濟研究專家分析其中原因，因為浙江人能夠“抱團”。市場要靠大家來操作，不能靠某一個人、某一個公司來做。隻要市場成氣候，量肯定就有了，這時候還何愁利潤？在一定程度上，你的胸懷有多大，你的事業就有多大。不僅是“抱團”，浙商還善“闖”。有這樣一個例子，如果同樣有50萬元，浙江人會通過其他融資途徑，投入200萬元做生意，而山東人可能將其中30萬元存銀行，隻拿出20萬元開公司。由此可見，二者在投資意識與冒險精神上存在不小差距。浙商的“抱團”精神和敢闖敢幹性格在“他鄉”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往往一個大市場中有一批經營類似項目的浙江商人，大家不但不會爭吵，而且還經常互相調貨，相互幫助。原因何在？在區域經濟研究專家看來，這或許因為浙江台風多，在沿海區域，要是一人蓋一間屋，肯定不如十個人緊緊挨起來蓋一排樓更為牢固。當一個產業在某個地域形成一定規模，這個區域就將成為該產業的重要基地。因此，在浙商的觀念裏，同行不是冤家，而是朋友，是合作夥伴。
相對而言，山東人更為戀家，也更近官。放眼全國，有多少山東人出門闖天下呢？這固然有山東自然資源豐富的因素，但是在現代社會，囿於一省定然難以開闊視野，取得大發展。更何況，不少山東商人事業有成，就想著謀個一官半職。
“浙商與魯商是兩個優秀群體，二者各有優勢，隻有相互交融，取長補短，才能共同做大、做強、做長。”區域經濟研究專家說。山東是人口大省、經濟大省，發展前景異常廣闊。相信在今後，浙商與魯商不僅是朋友，更會是夥伴。
魯商與浙商的差別是巨大的，把這個差別放在上海尤其明顯：魯商不但沒有王均瑤、郭廣昌這樣重量級的人物，輕量級人物的數量也遠不如浙商。是否永遠不如呢？對此，魯商王利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三點值得魯商反思。
首先，浙商和魯商經營的大都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的通病製約浙商，同樣也製約魯商。雖然一些浙江企業擺脫家族管理、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甚至與國際接軌的意識較強，但隻要這種意識不轉化為行動，浙商就無法擺脫民營企業的本質，從而也無法取得質的發展。如果能先於浙商把意識轉化為行動，那魯商就能趕上甚至超越浙商。這種可能將首先體現在個別企業上，也就是說，重量級企業的差距將首先得到彌補。
其次，浙商和魯商所經營的都是大陸企業，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唯上不唯下、務虛不務實的文化特征決定了企業經營者的思維。因此，要改變企業經營者的這種管理思維，必須建立企業文化。什麼是企業文化？一個企業由硬件和軟件構成，硬件和軟件生存的環境是硬環境和軟環境。軟環境就是企業文化，它包括但決不限於公司形象和營銷策劃，徹底地講，企業文化就是一家公司的知識結構、學習能力、決策水平和執行能力。舉個絕對的例子：為什麼人類的嬰兒被狼養大後會喪失人性和創造力，而一隻狼被人馴養後卻會幹活和數數？這就是環境的力量，文化的作用。因此，企業文化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但是，建設企業文化絕不能照貓畫虎，為建設而建設，而要以人為本，從思想上下工夫。
最後，浙商和魯商都知道以人為本，但實際上都是以老板為本。這就給魯商提供了一個不平等的改造機會。企業文化搞不搞？怎麼搞？一般都是老板說了算，員工插不上。民營企業普遍如此，但相對而言，我相信浙商做得比魯商好些：一是他們的合資企業比較多，幾個老板能經常在一起商量；二是浙商的思想也比較開放和民主，容易聽取員工的意見，采納專家的主張。對此，魯商一定要好好反思自己，家長作風不要太強，不要死要麵子。
“外地人說山東人好交往，做生意一不能虧良心，二不能虧朋友，也就是說比較講誠信。其實，現在經濟環境好了很多，正經做生意的人都很講誠信。也就是說，魯商要有危機感，要虛心學習其他商幫的長處。當然，山東商人也有自己很獨特的優點，就是豪爽、仁義、大氣、愛交朋友，這些都得到了外地商人的認可。而且令人高興的是，魯商這些優點也確實在商業交往中有利於交流合作。隻是，魯商不可盲目自大，好高騖遠，要更多一點務實作風。”王利達像在自我鼓勵與批評。
二、“農耕情結”讓“魯商”群體難產
談到儒家文化對魯商的影響，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品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孫曰瑤教授撰文指出，人們對孔子的思想存在許多誤解。比如，人們都知道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很多人便據此而隻知守成不知開拓。豈不知孔子後麵還有下句——“遊必有方”。孔子的意思是：父母健在，兒女要在跟前盡孝，不能出去闖天下；如果出去闖蕩，必須先把父母安頓好。用現代思想來理解，“遊”包含了一種商業精神，一種闖蕩天下的氣魄。孔子在《論語》中對富貴進行了一番闡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孔子直率地指出，人人都希望過上富裕尊貴的生活，但是要取之有道，同時又對處於太平盛世裏的貧賤生活表示出羞恥感。孫曰瑤教授話鋒一轉，言辭尖銳：“孔子並不排斥財富，而是希望國富民強。通往財富的道路不止一條，實現財富的手段也不止一種，但山東人凡事往往求大求強，這可能與儒家文化的‘厚重’或者‘大氣’有關。一心隻想做大事，小打小鬧不放在眼裏。這方麵比浙江人可就差得遠啦。他們頭腦靈活，不怕吃苦，不放過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大錢小錢都想掙，所以浙商能夠做成大氣候。而我們山東人呢，區區小錢似乎根本不放在眼裏，結果小事沒人幹，大事做不成，錯過了許多發展的機會。厚重有餘而靈活不足，守成有餘而開拓不足，這可能是魯商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