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蘇州模式，有人評價為“隻長骨頭不長肉”的經濟模式，特別是蘇州模式在全國人民的一片讚譽聲中，這種評價或許是對蘇州模式或蘇州經驗最刻薄也最引爭議的評價，也是對蘇州模式的“盛世危言”，雖然這種評論對於蘇州來說並不是第一次，但當此話出自擁有經濟學家頭銜的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之口，分量或許不輕。
對於蘇州為“隻長骨頭不長肉”的經濟模式的評價，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院長、蘇南問題專家單強博士說：“這其實不是個新問題，早在2003年就已經炒過一陣兒。”
蘇州模式一直以來爭論不休，然而一場草根的爭論引起了全國人民對蘇州模式的強烈關注，起因是2003年年初，一位名叫龔堅的網友在對蘇州和成都的GDP、人均GDP、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麵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私家車擁有量等統計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後發現，除GDP、進出口總額等數字蘇州大大超過成都外，在許多有關居民生活水平的經濟指標上，處於東部最發達地區的蘇州，還比不上地處西部內陸的成都。於是，龔堅得出了“蘇州人不如成都人富裕”的結論。此言一出即在網絡上引起波瀾，對於這座以一個地級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國各城市第四，工業總產值居第二，實際吸引外資規模居首的城市來說，此類非議或許幾近侮辱。
而經常語出驚人的黃奇帆在一次演講中更是給爭論“火上澆油”：“蘇州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而同等的人均GDP規模，上海人均收入2萬多元人民幣；即使在人均GDP隻有1000美元的重慶，城市人均收入也達到了8000元人民幣。這是典型的‘隻長骨頭不長肉’。”
黃奇帆的論據來自於蘇州人均收入水平與其龐大的GDP規模極不相稱。按照國際經驗，如果剔除信貸消費因素，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關係，大致是後者應為前者的75%。但實際上，蘇州2004年的數據中，後者僅為前者的25%。
研究蘇州模式就不難理解，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實惠，老百姓未能同步享受。其原因則被歸結為蘇州外資帶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比如，投資500萬元以上者可享受“超國民待遇”，擁有交通違規免予處罰等特權；以極低的土地出讓價吸引外資，有時甚至是“零地價”……這些都是各地官員在“參觀學習”時曾學到的“重要內容”。在浙江北部的一個縣，政府將各種外資來源定向分派給縣裏的各個部門，如民政局負責吸引韓資、農業局負責吸引美資等。“長三角企業以廉價的勞動力，消耗著大量的能源，承受著巨大的汙染。”中國科技大學訊飛信息有限公司總裁劉慶峰說：“而掌握核心技術的國外企業，隻需簽署一紙技術合同，就勝過‘千軍萬馬’，抽走一大半的血汗錢。”這並非聳人聽聞，在家電、汽車、電子等諸多行業，長三角都麵臨著這樣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樣的政策導向嚴重壓製了本地企業，特別是民企的發展。
為此，蘇州市經濟委員會官員杜文忠在《“蘇州模式”：反思與肯定》一文中分析了原因：近年來，蘇州成了全國引進外資的典型，但許多工廠其實隻是跨國企業的加工車間，出口的都是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低端產品。即使一些IT產業，實際上也與研發、設計無緣，工人多從事的是簡單重複的裝配工作。這種廉價的“打工經濟”自然“給百姓帶來的福利增長不及經濟本身增長的幅度”。但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方世南認為，“蘇州的問題不能歸結到蘇州，蘇州的問題全國都有。”
對於在蘇州投資500萬元以上者可享受“超國民待遇”，擁有交通違規免予處罰等特權；以極低的土地出讓價吸引外資，有時甚至是“零地價”……這些問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鄉鎮企業遭遇困境後，蘇州利用毗鄰上海的優勢，迅速轉向引進外資和產權改革的道路，由此步入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階段。蘇州的地方官員們並不欣賞所謂“蘇州模式”的提法。“一切模式都不過是發展途中的一個路標，因此講蘇州之路更合適。”蘇州大學蘇南研究院院長任平說。
蘇州市委農村工作辦公室的盧立則更多地從“實踐者”的角度分析問題。在盧立看來，鄉鎮工業恰恰為隨後外向型經濟的起飛奠定了基礎，也繼而在外企的帶動下，有了今日蘇州民營企業的初具規模。“這正是蘇州的優勢所在。即使外地學蘇州的招商引資也學不來。”
2003年，以外向型經濟為基本特征的蘇州模式再度嬗變。在同年召開的蘇州市委九屆四次全會上，蘇州確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針：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規模經濟。
2004年，蘇州市委、市政府的一號文件提出了“民營經濟騰飛計劃”。隨後一年的一號文件則是《關於促進服務業跨越發展的決定》，提出5年內使全市服務業增加值翻兩番。
“規模經濟的核心是自主創新。”任平認為，繼鄉鎮企業、開放型經濟之後，蘇州目前正處於從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的轉化，即創新增長的第三階段，其核心特征就是“從蘇州製造變為蘇州創造。”
“按照這個邏輯發展是比較圓滿的。”蘇州科技學院教授王旭章說，“不過，實際情況並不令人滿意。”王旭章認為，通過外資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存在著製度性缺陷。目前蘇州引進外資仍是通過“開發區”形式的政府為主導，而政府的目標與企業的目標並不一致，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地區GDP總量增長和財稅收入，雖然客觀上也包含著吸收引進再創新，但由於它不是市場主體，創新難以落到實處。王旭章拋出了問題：“誰來自主創新？”從王旭章提出的問題不難看到，蘇州模式正遭遇專家和學者的諸多質疑。
三、新舊蘇南模式比較與振興
蘇南新舊模式的變遷離不開吳文化這一背景，吳文化傳統深厚，精巧纖細，溫柔敦厚，重格物致誌，強調均衡、集體、等級。在吳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蘇商善於學習、模仿，但缺乏創新和領跑意識；做事穩健、規範，但冒險精神不足；坐地為商，缺少闖勁；為人精細但缺乏開闊的視野；個體意識強而團隊精神弱；有濃厚的官本位意識。作為最求穩妥、最講平和、最具耐性的商人群體，蘇商以源遠流長的曆史文化積澱為背景，顯示出溫文爾雅的行商風格。他們在創業過程中往往穩健而行，穩中有進，經過一定的經驗積累和實力打造後，又往往不乏長驅直入。每一位蘇商的創業和經營都顯得內涵豐富、風情獨具，較少看到彌漫於國內商界的浮躁氣。與其他地區先掘金而後反思建規則的做法不同，傳統文化的濡染使蘇商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中規中矩、正道行商的路線。他們絕少投機，而是以誠信為本，以盡可能優質的服務為做大的法則。由於信守商規謀事的本則，蘇商的經營往往有其表麵看來的保守性，縱然是創造力的勃發，也並不違背商業的原軌。蘇商中多的是以商為文的行家，做事據而有道、條理分明是蘇商的共性，這也形成了一個商群顯而易見的獨特性。
（一）蘇南模式
蘇南地區位於太湖之濱、長江三角洲中部，毗鄰上海、蘇州、無錫和常州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和市場，水陸交通便利。人多地少，但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更重要的是蘇南地區的農民與上海、蘇州、無錫和常州等這些大中城市的產業工人有密切的聯係，接受經濟、技術輻射能力較強。同時，蘇南地區還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源地。早在計劃經濟時期，蘇南地區就有搞集體經濟的傳統和基礎，為發展鄉鎮企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必要的資金。
為此，在談新舊蘇南模式比較與振興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什麼叫蘇南模式？所謂蘇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蘇省蘇州、無錫和常州（有時也包括南京和鎮江）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
研究發現，蘇南模式有以下三個特征：
（1）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
（2）鄉鎮企業的所有製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
（3）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
研究蘇南模式就不難發現，蘇南地區主要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溫州模式則主要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盡管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但蘇南地區的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模式，還是給蘇南模式帶來一定的影響力。比如，1958年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集體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集體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製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集體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
另外，蘇南地區的發展還得利於其地理優勢，曆史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到蘇州、無錫等地度假，這種無心插柳式的技術傳播給蘇南帶來了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占到了60%。為此，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研究蘇南模式得出結論後認為，蘇南地區采取以鄉鎮政府為主組織資源方式，政府出麵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企業家和社會閑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
對於蘇南模式在當時的可行性，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重點談到，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幹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產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為首選形式。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重點談到，這樣做有以下五個好處：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並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占用社區內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內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為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產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並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於財產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麵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寧願放棄部分財產控製權和收益權，爭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產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產權意識、競爭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製的集體所有製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第五，政企關係不明、社區成員共擔風險的特性，客觀上也使社區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敢於大規模舉債，上一些技術含量高但風險大的項目，使蘇南地區在產業結構高級化、企業組織規模化方麵領先溫州地區。
對於蘇南模式的局限性，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指出由於政府主導企業的這種模式給蘇南模式帶來的長期結果是：集體資源實質上成為政府的資源，個人的財產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民營經濟、基層企業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市場活力長期受到壓製。又由於在蘇南地區，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它和溫州模式截然不同，溫州模式是由個人積累財富和支配資源，而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這就要求蘇南模式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事實證明，蘇南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能人經濟模式”和“政績經濟模式”，蘇南模式在本質上就是“政府超強幹預模式”。曾經有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把蘇南鄉鎮政權對鄉鎮企業的實際幹預和控製看作是一種鄉鎮的“地方產權製度”。事實上存在著政企不分的問題，同時產生低激勵和負激勵效應。盡管蘇南模式存在一些問題，但筆者還是肯定蘇南模式在20世紀，特別是在改革初期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做過的貢獻，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大量經濟空隙的存在為包括蘇南地區在內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曆史機遇，致使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南地區政府超強幹預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那段時間，企業的部分利潤被用來建學校、建鄉村養老院，農地也被集中到種田大戶。政府幹預的結果，使鄉鎮企業承擔了大量社會政府職能和“公共企業家”職能。盡管這種結果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是積極的，但政企不分的集體產權製度安排的隱患最終由於外部宏觀環境和競爭環境（如買方市場的出現）的變化而使得蘇南經濟滑坡，人們對蘇南模式開始提出了疑問。
（二）新舊蘇南模式的比較
在前麵已經談過，舊蘇南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能人經濟模式”和“政績經濟模式”，蘇南模式在本質上就是“政府超強幹預模式”。為此，對於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舊蘇南模式，擺在蘇南地區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建立一個合理、科學的新蘇南模式，那麼，什麼樣的模式才是蘇南模式的最佳版本呢？業內專家認為，“新蘇南模式”是對“蘇南模式”的傳承和創新。在傳統“蘇南模式”“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的基礎上，“新蘇南模式”實現了新的突破，呈現出“一個目標、兩手並舉、三創精神、四大超越”等特征，從而使蘇南地區重新崛起。
1.舊蘇南模式
事實證明，蘇南地區主要以鄉鎮企業、集體經濟、加工工業為主的舊蘇南模式，如果我們擺脫某種刻意的褒揚與貶斥的心態，其實不難發現，那是由自然、曆史、經濟、文化等多種條件所決定的特定道路，對於中國農民，對於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蘇南曾經的道路無可非議，它別無選擇。蘇南發展的路子，是通過公社集體經濟的積累，有足夠資金後一步到位地把工業引進農村，借著農村體製改革的機遇，快速地發展起鄉鎮企業。但具備蘇南這樣條件的地區並不多，那些在公社的集體經濟實體解散後再要辦工業的地方，就得從其他渠道取得興辦工業的啟動資金了。確實，在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熟、鎮江、南通等地的鄉鎮企業早期發展模式是大體相同的，它們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工業，即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辦的工業。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是集體經濟的實體，它有權動用社員勞動所得中積累的一部分資金，用來興辦集體公有的企業。到20世紀80年代初江蘇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時候，蘇南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在改製過程中，鄉和村級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管理這份集體經濟，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借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形成所謂的舊蘇南模式。
毋庸置疑，相比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經濟，舊蘇南模式的集體經濟在用人、分配激勵、市場銷售、經營管理方麵機製要靈活得多，能更好地利用市場配置資源、調動並發揮要素投入積極性，在特定的曆史階段解放了生產力。蘇南集體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中期空前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南鄉鎮集體經濟與當地國有經濟、外資經濟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
1996～1997 年，正在人們給“蘇南模式”賦予更多政治色彩的時候，卻突然發現蘇南經濟似乎已停滯不前，如鄉鎮企業在江蘇省工業總產值及稅收中的比重呈直線下降之勢，增長速度明顯減緩，經濟效益不斷下降，企業虧損麵逐步擴大，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中共江蘇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顧介康對“蘇南模式”在曆史發展過程中與其優勢相伴而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暴露出來的不足和問題主要歸納為七個方麵：一是以社區為特征的集體所有製形式，帶來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弊端；二是產權關係不明晰，企業內部活力不斷減弱；三是投資主體單一，不可避免地帶來企業高負債；四是受塊塊分割的利益和權力的驅動，形成了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和過度競爭，浪費了大量資源；五是城鄉分割的管理體製，影響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進程；六是在賣方市場條件下鄉鎮企業“船小好掉頭”的優勢，變成了買方市場條件下“船小經不起風浪”的劣勢；七是對集體經濟主體地位的片麵認識，影響和抑製了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
2.新蘇南模式
隨著舊蘇南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沒落，為了解決舊蘇南模式的諸多問題，新蘇南模式在傳統“蘇南模式”“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突破，其中以蘇州、昆山為代表選擇了外生式的發展道路，而以江陰為代表則繼續探索內生式民營經濟發展之路。
（1）“新蘇南模式”的特點。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指出，“新蘇南模式”是對“蘇南模式”的傳承和創新。為此，“新蘇南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發展理念上，堅持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區域經濟研究專家指出，蘇南的實踐表明：在區域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公平與效率不是一對悖論。隻有堅持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並在實踐中使之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活生生的實踐，才能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兼顧。為此，區域經濟研究專家重點指出，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堅持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注意防止兩極分化，是蘇南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蘇南人認識到，效率與公平密不可分，分配不公會導致貧富差距過大，從而損害效率的提高。為了防止兩極分化，蘇南各地加大政府對分配的調控力度，同時為百姓特別是農民構築低保、養老、醫保、征地補償、動遷補償等多重保障，實現了社會保障城鄉全覆蓋。“業有所就，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弱有所扶，貧有所濟”的夢想，在蘇南正在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近五年來，蘇南城鎮居民收入增幅比全國高1.6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全國高1.7個百分點。2005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3：1，蘇南僅為2.06：1，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蘇南的城鄉差距在全國最小，基本形成了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收入結構。為此，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避免了兩極分化，實現堅持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盡管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始終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全麵小康社會所必須麵對的重大課題，但是蘇南人民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致力探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是堅持效率優先，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富裕程度。從新舊蘇南模式的轉變中，我們不難看出，實現共同富裕才是蘇南的首要經驗。蘇南人認識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充分積累。隻有千方百計做大蛋糕，才能為人民群眾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基礎。為此，蘇南人首先是致力於率先發展，在率先發展中抓住發展的先機。其次是大力支持能人先富，以先富帶動共富。
三是堅持以人為本，以效率促進公平，大力實施富民工程。在對舊“蘇南模式”的反思中，蘇南的決策者清醒地認識到，“百姓不富，農民不富，我們的GDP數字再高，也沒有意義。”隻有追求共同富裕，才是蘇南的重要經驗。特別是近幾年來，蘇南各地都把富民強市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總定位、總目標，把富民優先作為發展的第一導向。大力實施以創業富民、產業富民、就業富民、物業富民、投資富民、保障富民、幫扶富民為中心內容的富民工程。富民工程的實施，惠及蘇南的全體百姓，提高了百姓的富裕水平。
第二，發展手段上，堅持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蘇南的實踐表明：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由於政府幹預有力、方向正確，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效果十分明顯。蘇南的實踐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另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在中國現實國情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離不開政府的強力推動，但政府幹預要力求正確有效，必須遵循市場規律，政府幹預要做那些市場做不到也做不好的事。
業內專家建議，實行兩手並舉，市場與政府協調有力才是新蘇商的發展途徑。那麼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個世界性的難題呢？蘇南人民以其成功的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無形之手與政府的有形之手缺一不可；市場與政府兩手都要強而有力，又要協調一致，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後發國家，人口眾多且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十分突出，尤其是在蘇南這樣一個進入中期工業化的地區，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當扮演一個自己的角色，這對新蘇商長遠的發展至關重要。為此，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蘇南政府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在推進資源配置市場化的進程中，蘇南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由蘇南政府推動的鄉鎮企業產權製度改革，各地政府主動退出直接的市場活動和企業經營，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市場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蘇南政府致力營造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環境，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導向作用，促進了生產要素的順暢流通。現在，蘇南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是全國最前列的地區之一，這與蘇南政府的作為是密不可分的。在經濟社會協調中發揮主導作用，是蘇南政府發揮作用的另一重要方式。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蘇南各地政府致力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首先，抓住國際製造業向我國轉移的機會，為率先建成全麵小康社會設計了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路徑。其次，大力推進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致力構建以公共財政為主導的社會保障體係，實現社會保障在城鄉全覆蓋。最後，麵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資源、環境、生態等問題，蘇南政府致力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致力生態重建保護環境，創造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