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與內地人相比，浙江人很靈活。浙江是一個資源缺乏的省份，浙西、浙中都是山區，人口較多，但還是實現了經濟騰飛，這與浙江生意人的勤勞智慧是分不開的。國外許多國家都有很多奮鬥中的浙江生意人，他們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但是他們敢闖敢拚，最終還是打出了一片天下。
——著名經濟學家 茅於軾
在全國眾多“商幫”中，同處長三角的蘇商和浙商彼此最為較勁。不僅學術界對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到底孰優孰劣的爭論持續了近20年，就連蘇商和浙商也很較真，經常會拿自己與對方做一番比較。20世紀80年代，“蘇南模式”異軍突起。當時，蘇錫常熟等地的農村依靠緊鄰上海等大城市的區位優勢和曆史傳統，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探索出一條非農化途徑，創造了離土不離鄉的“蘇南模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與“蘇南模式”同時起步的“溫州模式”逐漸紅火，而蘇南模式則進入調整期，外向型、結構調整、產權改革和城市化相繼賦予蘇南模式以新的內涵。然而，進入21世紀後，雖然這種較勁仍在進行，但勝負已然明了，蘇商落後於浙商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翻開“2004年福布斯大陸富豪榜”，前50位浙商占了7席，而蘇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僅列第41位。近年來，浙商銳意開拓，僅浙東一帶就約有350萬人在海內外經商。相比之下，蘇商缺乏創業激情，畫地為牢，今日蘇南腹地，反而成了台商和浙商的天下。
一、“溫州模式”揚棄“蘇州模式”
蘇州與溫州之爭，並不是兩千年前吳越之戰的延續，但其對中國的影響，卻未可小視。對於蘇州來說，輸出官員，特別是從蘇州走出去的省長們將蘇州經驗帶到中國各地；而溫州更多地輸出商人和資本，正在中國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誰給百姓帶來了更多的財富？誰為中國提供更好的選擇？議論聲中，“貧困”的蘇州在外界質疑下轉型，而“落伍”的溫州正在政府強力下轉身。它們又將走向何處？與主政官員接踵升遷相應，蘇州模式似乎更能得到官方的青睞。蘇州和溫州一直就是外界比較品評的對象，但學界與官方有著不同的視角，老板與老百姓也同樣有自己的評判標準。20世紀80年代至今，蘇南模式演變為蘇州模式，溫州模式也在應時而變，而兩種路徑的比較或者競爭，一直在延續。
1.蘇浙商人的差別
中國增長到底還有多大潛力，這種增長如何能轉化為民眾的現實利益而不是數字財富？這是理論界和決策者仍在探索的問題。而蘇州和溫州，作為中國地域經濟發展的兩顆明星，或許給我們提供了探路的望遠鏡。蘇溫之爭，在焦新望看來，涉及的是中國下一步發展模式的選擇問題。
為此，蘇浙商人有何差別，先來看看蘇商、浙商，以及專家對蘇浙模式的看法：
蘇商周海江：吳越文化是相通的。吳文化的內涵是水文化，是移民文化，也是開放的文化。千百年以來，吳越遠離皇權中心，使得吳越並沒有傳統文化的束縛。從現狀來看，蘇商、浙商有著明顯的不同。浙江是先市場後工廠，而江蘇則是先工廠後市場。兩者的產權製度也有著明顯的不同。但蘇商、浙商最終將會殊途同歸，都將走上股份製、國際化的道路。
蘇商陳弈熙：浙商比蘇商更像商人。蘇商很想做儒商，既想賺錢，又想要麵子，還很想要做事的感覺。而浙商則更接近做生意的本質，效率更高。蘇商做事規範，品質好，但相對保守，浙商更感性，創新精神更強。
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總結說：浙商比較“外露”，經常在浙江以外的地方闖蕩，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蘇商比較穩，也相對保守，主要在江蘇省內做國際化的對話。
蘇商周海江：浙商和蘇商沒有很大的差別，都是吳越文化的產物。吳越文化有三個顯著的特征：一是性格溫和；二是移民文化；三是開放文化。在改革開放後，江蘇的選擇偏重於工業，浙江的選擇偏重於貿易。到了目前過剩經濟時代，浙江稍稍領先，原因在於原先浙商的基本格局：先市場後工廠的前店後廠式，使市場導向的經營模式得以建立；一開始體製上就是民營的，比較先進。
專家保育鈞：蘇商可以說大多是從鄉鎮企業改製而來，這就決定了蘇商的思維方式裏，或多或少地帶了些官本位的思想。就一個項目來說，蘇商考慮更多的是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否支持。而浙商則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幹了再說，然後爭取政府認可。
專家劉誌彪認為蘇浙商人的差異應該這樣看：浙商都是原生型的民營企業，蘇商則大多為改製而來，屬於次生型。浙商偏重於輕工業，從事較多的服務業，更多的是走出去的外向型經濟。而蘇商重工業的優勢明顯，製造業發達，走出去較少，更多的是實施請進來的戰略，接受了不少的國際訂單。
浙商夏建統：浙商的危機感很強，這是有文化基因的，春秋的勾踐就是例子。通過國際範圍的觀察發現，其實浙商因為文化上的危機感強而創造商業成就的例子，與猶太人很相像。世界各民族中，猶太人的危機感、苦難感是最強的，而他們的商業成就也是最輝煌的。
2.蘇州模式僅僅是一種“高分低能”的經濟模式
研究蘇州模式，一個不容忽視的地方就是蘇州的招商引資，隨著浙江經濟的崛起，現在蘇州經濟發展已經明顯放緩，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在發展初期，外資大量湧入，經濟起飛，民族企業的發展和科技創新被忽視，隨著外資投入的減少，經濟發展就開始減速，並且這些年來江蘇的科技創新成果也被其他地區遠遠甩在身後，發展後勁沒有了。而浙江的發展模式就截然不同，它的民營企業非常發達，創新意識也比較強，發展後勁非常強，並且它創造的財富基本都在政府和民間，沒有被外人拿走，因此全國隻有浙江能將大量的資本輸出，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浙江資本和浙商，應該說浙江模式是比較成功的，那麼如何解決蘇州模式發展中的瓶頸呢？
業內專家指出，蘇州模式要解決自身的發展瓶頸，必須要加大民營企業的規模和投資力度，盡量擺脫因外資投資減少而減緩的現象。特別是在近兩年，蘇浙商人、地方政府領導、專家教授評論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可很多人並沒有看到這兩者在本質上的差別，說到GDP蘇州人沾沾自喜，說到民間資本，溫州人當仁不讓。兩者孰優孰劣呢？
第一，從GDP的發展來看，由於蘇州這幾年發展很快，GDP已位列全國前列，但是，讓人感到意外的是，蘇州的品牌影響力卻並沒有與GDP排名成正比，如果不拿出數據，全國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蘇州模式具有強大的發展空間，然而，浙江省的溫州可就不一樣了，盡管許多人都不知道溫州的GDP是多少，但一提起溫州，人們都知道那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地方，如聞名全國的炒房團、炒煤團、炒國企團，可以說全國的很多地方都充斥著溫州資本，溫州每年的外溢資本均位列全國之首，而蘇州卻是靠大量的外來資本輸入維持著GDP的增長。從蘇州和溫州在民間資本的流出和流入來看，業內專家指出，溫州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要比蘇州大。
第二，盡管蘇州在表麵上有著數額龐大的GDP，但真正轉化為財政收入和民族資本的能力卻不高，因此在蘇州你看不到一個大城市應有的繁華，城市麵貌也遠遠比不上杭州。究其原因，外來資本雖然給蘇州帶來了表麵上的風光，可外來資本也帶走了所有的利潤，留給蘇州的僅僅是稅收和雇員的薪水，並且直到現在，蘇州仍然不是一個創新型城市，這種依賴式的經濟模式，使蘇州喪失了民族企業發展壯大的能力，科技成果和民間資本也少得可憐，除了不斷輸出官員和產品，它什麼也輸出不了。蘇州人雖然得到了較高的工資收入，維持著較大的中產階級群，卻遠遠稱不上富裕。因此，蘇州模式僅僅是個特例，根本沒有在全國推廣的條件和價值。如果全國都學蘇州，拚命去吸引外來資本，而不去大力扶持民族企業和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那麼中國的經濟繁榮又能持續多久呢？而現在中國已經遇到了經濟發展的技術瓶頸，偌大一個中國其科技創新能力甚至還比不上韓國。就拿國產手機來說，前幾年也風光一陣，可由於缺少核心技術和不注重研發，現在已節節敗退，市場份額已如高台跳水般直落而下，大多數手機生產企業已麵臨倒閉的危險，這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這還不夠我們警醒嗎？再來說說溫州模式，盡管溫州的GDP表麵上不如蘇州，但是溫州由於民營企業發達，它的影子GDP卻遠遠超過蘇州，大量財富也都集聚在民間，在福布斯的榜單上也可看到大量溫州人的名字。這種情況在整個浙江都非常普遍，因此有人說浙江其實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遠超江蘇。現在，隻有浙江是全國資本外溢的唯一省份，而溫州更是首當其衝，可以說溫州模式是一種具備很強自身造血功能的經濟模式，並且它具有很強的輻射性，它和蘇州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確實，在蘇州強大的光環背後，我們不難看出，蘇州模式僅僅是一種“高分低能”的經濟模式。事實證明，蘇州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想象中的巨大財富，這也是整個中國表麵上看GDP還可以，可轉化為財政收入的比例卻遠不如發達國家的原因所在。現在蘇州也看到了這個問題：外資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繁榮，但外資也給蘇州帶來了很多後遺症。在蘇州出口的高附加值的產品中，外資或合資企業占了絕大部分，而蘇州民營企業出口的基本都是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並且在全世界到處麵臨著反傾銷訴訟（包括非洲），簡直就像過街老鼠。因此，如何提升蘇州民營企業在蘇州經濟中的比重，已成為當務之急，同樣也成為蘇州轉型所必須麵臨的一個重大抉擇。
為此，業內專家提醒，千萬別再提倡蘇州模式了，因為蘇州模式最終帶給中國的隻能是虛假的繁榮。我們現在應大力發展民營企業，提高全民的創新意識，中央財政和國有銀行都應該向這方麵傾斜，隻有這樣，中國的發展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3.“省長的搖籃”讓蘇州模式迅速崛起
在中國的地級市中，一個耀眼的城市不得不提，這個城市就是蘇州，因為這個城市是培養省長的沃土，其連續三位前任市委書記先後升任江蘇、陝西、吉林等省省長，媒體評價說，他們被寄望於將蘇州模式帶向全國。在目前的考核指標體係下，蘇州較溫州，在大多數指標上都有絕對的優勢。在這一背景下，其主政官員的命運也頗不相同。溫州相應官員雖也多獲升遷，但卻未如這般顯赫。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自前任書記李強起，溫州市委書記不再擁有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擔任的浙江省委常委之職。
盡管蘇州麵臨諸多質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官方的認可程度，而前往蘇州取經的全國官員更是絡繹不絕。但學界和民間並不完全以此來判斷蘇州和溫州兩座城市和兩種模式的優劣成敗。
確實，在蘇南經濟的飛速發展中，特別是隨著轄下昆山、張家港等地的飛速崛起，蘇州模式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其中政府的強力介入和招商引資是重要的發展動力。對此，經濟學家焦新望在《蘇南模式的終結》一書中將蘇州模式形容為“飛來式經濟”，他說，上海門檻較高，很多外資無法直接落戶上海，於是選擇了昆山等地，正好填補了因蘇南模式衰落而帶來的增長空白。但是，對於蘇州的這種“飛來式經濟”，溫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謝健認為，對一個地區來講，很難避免空洞化的毛病，無法和當地的經濟渾然一體，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時隨時遷移。
當然，蘇州的發展也是在中國特定曆史時期的一個縮影，特別是GDP作為幹部考核製度和“任期製”的存在，蘇州政府發現，最快發展經濟的捷徑不是發動群眾、培育民營企業，而是在短期內製定優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資，實現數字上的發展。並且現存稅收體製，主要是增值稅，客觀上是逼迫政府官員去追求GDP的。這使得經濟快速增長難以轉化為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在這樣的看法下，當王建滿來到溫州力倡引進外資時，受到的最大指責就是“政績衝動”。
焦新望則對蘇州模式評判說，這是“傾全市之力，結外資之歡心”，“民營經濟在蘇州政府主導經濟的環境中遭到最徹底的排斥和最無情的扼殺”。溫州下轄瑞安市的一位官員向媒體表示：那會扭曲資源市場，從而造成不公平競爭。為此，2006年，《財經文摘》編發了一組文章來反映蘇州的狀況，其中一篇就是《貧窮的蘇州》。“蘇州的經濟就是一個‘打工經濟’，”焦新望總結說。“而溫州，那是真正的‘老板經濟’。”他對蘇州經濟的另一個稱呼是“房東經濟”，即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讓外商來發展。勞動者以打工為主，拿到的隻是“辛苦錢”，蘇州不僅拿不到“優勢利潤”，而且政府稅收還得幾免幾減。《財經文摘》引用一位在蘇州的打工者的慨歎說，“GDP與我無關，GDP漲有什麼用，也沒見我的工資同步增長。”而媒體引用的數據稱，蘇州企業一般員工的年收入為1.5萬～1.8萬元（這與其他地方並不會有太大差別），但是普通公職人員的年薪則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與GDP增長的同步，達到6萬～8萬元，兩者的差距達到了4～5倍。
“從曆史到現在，”焦新望說，“蘇州不存在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但是卻存在嚴重的幹群二元結構。”而從曆史上講，蘇州也曆來就是強政府弱社會。這一點與溫州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焦新望說，溫州是典型的由民眾自發產生民營經濟而發展起來的，蘇州則更多是政府主導形成的結果。“蘇溫模式比較，實際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較，”“要是站在以人為本的角度，站在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是可以做出優劣判斷的。”
身兼經濟學家身份的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對蘇州的質疑即發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老百姓的財富與福利？焦新望表示，蘇州隻是創造了經濟增長的“神話”，真實的蘇州的狀況是：普通市民收入增長緩慢，土地資源減少，民族品牌逐漸淡出，“世界工廠”身份越來越強。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介紹，溫州曆來是“藏富於民”。官方數據也顯示，雖然溫州GDP隻是蘇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是後者的1.2倍，農村居民的這項數字則相當於後者的80%。
“當前官方統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是偏低的，一方麵，溫州95%的企業是民營企業，在報產值利潤時自然地會報低不報高。另一方麵，溫州本地人的收入很多並不從工作中來，而是從紅利、股份中來，有的要素收入要遠遠大於其工資收入，而這是難以納入統計的。”洪振寧說。
而蘇州市委農村工作辦公室官員盧立稱，目前蘇州絕大多數城市人口仍是依靠工資收入。關於溫州藏富於民的特點，剛離任的市長劉奇曾有過列舉：溫州百姓每百戶擁有汽車13.5輛、電腦64台、移動電話（含小靈通）185.8部、鋼琴6架……
劉奇還介紹說：“這些生活消費品的擁有比例遠高於全國許多城市，它反映了溫州民眾真實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但是，在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時候，那些不在溫州境內由溫州人創造的生產總值，是不在考評之列的。
不過，對蘇州與溫州各項指標的比較，無論怎樣都會有掛一漏萬之嫌。就像盧立指出的那樣，蘇州的城市建設要遠遠好於溫州，民眾受教育程度也要高出溫州一截，貧富差距也較溫州為小。
而這或許應歸因於2004年蘇州的財政收入是溫州的2.3倍（雖然其人口比溫州還少），使得它開始有財力通過二次分配的方式使民眾間接受益。而在溫州，由於政府掌控的財力有限，一些路橋等基礎設施，甚至是政府大樓的修建，也需借民資之力。
在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看來，蘇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說明分配上存在問題，不能說蘇州搞的是“房東經濟”。至於“GDP增長不關我們的事”則純粹是錯覺，他反問道：“難道政府的收入不會通過公共福利和公共設施間接變成市民的消費？”因此，趙曉說，“蘇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霧中。”
二、蘇商為何落後於浙商
很多經濟學者認為，正是蘇商“離土不離鄉”的傳統，在計劃經濟時代成就了蘇商，而在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害了蘇商。江蘇省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談起如今蘇商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已遠遠落後於浙商時頗為感慨：蘇商離土不離鄉，隻想著一個產業做到底，在一個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於冒險，賺暴利，成功後喜歡到外省發展，結果是做大做強。沈文榮的話多少反映了當前蘇商麵臨的難堪境地：在全國眾多商幫中，蘇商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領先於全國，並創立了“離土不離鄉”的興辦鄉鎮企業模式。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曾經興起於“離土”，領先於“離土”的蘇商，卻因一味固守“不離鄉”，其結果使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非常大的限製，如今已明顯落後於浙商。
1.“守土”阻礙蘇商發展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因為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品牌，有相當的利潤都進入了國際資本的腰包。在初期，我們隻能走這條道路，就是利用資源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但中國不能老是走這條路，如果始終這樣，再大的經濟規模也是一個空殼。”王一鳴的這番話不僅說明了蘇州正在走向沒落，而且，蘇州大量引入外資的模式同樣也受到了人們的質疑。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蘇商的落後？很多經濟學者認為，是“蘇南模式”自身弊端如產權不夠明晰、封閉式經濟等原因阻礙了蘇商的發展。
不過，在無錫舉行的第二屆“蘇商高層論壇”上，部分媒體認為蘇商長久以來固守的“本土情結”與浙商“四海為家”的開拓精神是蘇商落後浙商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觀點遭到了與會經濟學者和蘇商的強烈反對。區域經濟研究專家認為，正是蘇商“離土不離鄉”的傳統，在計劃經濟時代成就了蘇商，而在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害了蘇商。
對於“守土”阻礙蘇商發展這個問題，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成誌明認為，蘇商的“本土情結”太過濃厚，總是有意無意地以自己所在地為中心畫一個圈，隻在這個圈內活動，從而限製了企業成長空間，錯失了更多更好的商業機會。
南京國鴻集團董事長陳奕熙說：“蘇商缺乏合作精神，大都單打獨鬥，寧可獨吞一條狗，不願合吞一頭牛。”對於浙商，陳奕熙十分讚賞其開拓精神：“浙商四海為家積極開拓，隻要有一個浙商到一個新地方開辟了新市場，親戚朋友很快就會跟過來，對當地商人逐漸形成包圍之勢，慢慢地當地市場就被浙商占領了。”
江蘇省中油泰富石油集團的胡玉興的話具有可借鑒性，他說：“蘇商遇到困難，更多地依賴政府和政策，考慮的是政府允許不允許，如果政府不同意，就幹不了。浙商首先考慮市場，考慮發展和創新，即便政府不同意，也敢於衝破體製束縛，在發展中謀求政府改變決策。而浙商是有小錢當小老板，有大錢當大老板，沒有錢借錢當老板，借不到錢夢想當老板。”
對於蘇商目前的困境，區域經濟研究專家認為，新蘇商要找回業已失去的優勢，必須抓住“城市化”這個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心環節，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結，競合爭道，才能走出發展瓶頸。
當然，要突破蘇商的瓶頸，成誌明教授強調，蘇商首先要改變離土不離鄉的傳統，堅定地“走出去”，要改變蘇商以往單兵作戰而相互間的合作甚少，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經濟心理，學習浙商群起而動、抱成團、集成塊的做法來提高競爭力。同時，蘇商也須認識到，隨著中國加入WTO和政府運作的規範化、透明化，政策機會將越來越少，並且政策機會獲取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如果自己的資源和能力依然建立在政策基礎上是危險的。
2.“政策窪地”型招商導致“外資依賴”
蘇溫之爭在當前引人注目，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004年，中國GDP躍居全球第六，外彙儲備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國外貿依存度，據中國社科院張宇燕研究員披露的數據，已經達到80%。但是，這一係列數據的背後，是中國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現實，是環境問題和一些社會矛盾日益突出。或者說，中國正麵臨著轉變發展模式的問題。為此，中央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實際上是在校正中國的發展航向。從這個轉變來看，蘇商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