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崛起的因素很多，有人說，浙商崛起最重要的是，靠好的種子、好的土壤和好的氣候。確實，浙商是以地緣來確定的，但從時間上看，還可分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是興盛於19世紀至20世紀40年代前的寧波商幫和紹興商幫，其商業活動的主要陣地是在十裏洋場的上海灘。在那個時代，老浙商是繼晉、徽兩大商幫之後勢力最為強盛的地緣性商人群體。老浙商的命運與中國曆史上其他商幫的命運幾乎完全一樣，在經曆了戰爭和社會巨變以後，迅速走向衰敗。但老浙商與其他商幫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兩點：一是老浙商移地香港，能夠繼續其在商業界的霸主地位；二是時隔30年後，老浙商迎來了他的繼承人——新浙商，而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幫一樣，難見新的繼承人重現中國經濟的大舞台。
一、浙商的競爭優勢主要來源於浙江人的精神體係
同晉商、徽商、潮商相比，浙商沒有輝煌的曆史，但改革開放的20多年間，浙商表現出的生存能力讓前輩商幫黯然失色。東部、中部、西部，浙江人的汗水灑落在神州的每一方土地；歐洲、非洲，甚至戰火紛飛的中東，浙江人活躍的身影隨處可見。在上海注冊的外省市企業中，平均5家就有一家來自浙江；山城重慶，溫州人正在那裏打造“西部鞋都”；在美國，浙江萬向集團是三大汽車配件供應商之一；在巴黎的13區至14區，充盈於耳的是溫州方言……據浙江省工商局調查，目前約有500萬浙江人在國內和世界五大洲創業，浙江人在外設立的市場主體近80萬家，注冊資本金2000億元，投資總額達6000億元。
1.“經世致用，實事求是”已經融入浙江人務實創新的創業精神之中
應該承認，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個地域性商幫，但浙商的曆史卻並不短暫。在《史記》的記載中，中國最早的大商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範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戰國時期越國的名臣。在浙江，學術文化史流派紛呈，人物迭出，雖無嚴格的師承授受關係，但客觀上存在著內在一致的精神氣質、思想觀念、治學方法、價值追求和學術主張。這種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在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他們也加強自身文化素質的提高，注重學習對實際有用的文化知識。東方船王包玉剛也是“經世致用”思想實踐者的典型代表，他不僅創辦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運輸業，而且自奉節儉，樂善好施，投資於教育事業的發展，並設立了包玉剛中國留學生獎學基金。在他投資5000萬元創建的寧波大學的6座教學樓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黃宗羲等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這足以說明學校從建校開始一直在倡導浙東學派的“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同時也是包玉剛“經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體體現。先秦越國範蠡和計然的商品經濟思想，就體現了不尚虛功、求實利的風格，他們甚至提出了“農末（商）俱利”的政策，讓農民和商人實現雙贏，共同獲利，發展經濟。漢代王充秉持“實事疾妄”的學術宗旨，主張凡事應講“驗證”和“實效”。
對於“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在南宋時期，浙中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提出“義利並舉”的思想，與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陳亮、葉適的事功學批判“空談性命”的朱熹理學，主張“義利並立”、“義利雙行”、農工商並重，強調“通商惠工”、“農商一事”、“有無相通”、“事上理會，步步著實”、“務實而不務虛”，講求實事事功、開物成務，關心百姓日用和國家社稷。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反對“冥行妄作”或懸空思索，明確反對各種“侵商”、“困商”的行為，呼籲“獨商人非吾民乎”。明清浙東經史學派以講時務為己任，崇尚實學，認為朱陸“性命之說，易入虛無”，而史學則“切於人事”，比較貼近實際，有實用價值。黃宗羲明確認為，治學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民用”。黃宗羲弟子萬斯同說：“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所謂經世之學，就是“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其始末，斟酌其確當者，定為一代之規模”。以明清浙東史學為軸心，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和越文化、兩漢時期的王充和南宋時葉適、陳亮、呂祖謙的事功之學，向下可以在清末民初領風氣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學術思想和言行中得到印證，經過幾百年的浸染，浙東學派的“經世致用”思想已經滲入人們的血液骨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是浙東地方人文精神的實質。“寧波商幫”渾然不覺中也深深刻上了“經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已經成為他們的主導思想。特別是18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上海口岸的開放更是為浙江商人提供了曆史舞台。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浙商群體對上海近代化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寧波幫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人給予寧波幫“無寧不成市”的評價。現代寧波幫更是湧現了船王包玉剛和香港董建華之父董浩雲等代表。
除了寧波幫以外，浙江許多地方都有著悠久的民間經商的曆史。在義烏，“撥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時就已經興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經商精神。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特殊時期，溫州、寧波、義烏、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卻“頂風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領導也對此心知肚明。研究發現，改革開放土壤中孕育出來的浙江企業家中，有土生土長的農民企業家；也有國有企業發展與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國企掌門人；有現代“儒商”和“資本玩家”；還有正在成長的新一代的知識型的企業家。在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場意識、風險意識、自強不息、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精神也體現在今天浙江人務實創新的創業精神之中。
2.“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
中國自古有以地名冠商幫的習統，由此便有晉商、徽商、粵商、魯商和浙商等稱謂。縱觀古今，各地商幫競雄九州，各領風騷，卻無一商幫能像當今中國最大的創富群體——浙商這樣引起海內外強烈關注。那麼，浙商與傳統的晉商、徽商和潮商有什麼聯係與區別呢？浙商在曆史上是各大商幫的合作者和競爭者。晉商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揚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胡慶餘堂更是以曆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傳人馮根生在繼承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詩篇。總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幫的許多精華，比如晉商的博大寬容的經營胸懷、兼容並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和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徽商仁義誠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險精神和學習精神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隨曆史的腳步不斷發展，有其自身獨特的特點。
第一，浙商是“民商”。縱觀中國的多個商幫，無論晉商、徽商、魯商，其本質都是“官商”。晉商與封建政府緊密相連；而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曆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局限性；而隻有浙商是“民商”，從浙商的草根中就不難看出，浙江經濟從本質特征上說，是一種“民本經濟”。所以，浙商與“晉商”、“徽商”的區別在於：這兩者如果可以稱為“官商”的話，浙商應該可以稱為“民商”。
業內專家重點談到，如果說“官商”是封建時代的產物，那麼官商情結這個“短板”由來已久，2000多年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尊官貶商”的曆史。這樣的曆史鑄就了“商”對“官”的依附人格。毫無疑問，對“官”的依附和癡迷不利於企業的成長。如果說體製轉型時期，在遭社會普遍歧視、生存空間很小情況下，企業對“官”的依附及“尋租”有其曆史合理性的話，那麼，在市場體製基本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秩序正在逐步形成，市場競爭已經全球化的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官”的依附隻能給企業帶來越來越多的消極影響。一方麵，隻講與“官”的人情關係而不講法律，同盟時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拉關係既費精力又費錢財），從而使之處在與外資和其他資本不平等的競爭條件下；另一方麵，更使企業的法律觀念淡薄，不利於他們更好地參與現代商業競爭。再有，隨著政府管理的規範，權力“租金”正在逐步減少乃至消失，管理的隨意性也將逐步降低。很多市場的糾紛（包括與“官”的糾紛）都可以通過法律的方式來解決，繼續抱著“官商情結”不放，利益會越來越少，成本會越來越大，將成為費力不討好的事情。確實，到了市場經濟時代，其經濟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來扮演。而所謂“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也正是“民商”的精神。悠久的曆史和淵遠的文化背景，以及“百工之鄉”地利，使得這個“百工之鄉”成了“百姓經濟”肥沃的土壤。這也使得浙江在全國都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時候就能放手讓成千上萬的“民商”自由搏擊，使得浙江的民營經濟一枝獨秀。這也正是浙江民營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各項指標均居全國第一的原因。
第二，產業發展的能力是浙商與“晉商”、“徽商”的第二個區別。確實，浙江區域經濟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為“簇群經濟”。這是以專業分工的高度細化和集中化為特征的產業經濟。浙江專業化產業區的發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近年來，浙江各地湧現了成百上千個專業生產的專業村、專業鎮。其中產值超億元的特色產業區500多個，而且，浙商群體正自覺地將打造“世界工廠”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和方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晉商”雖然形成了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兩大勁旅，但最終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趨勢。而“徽商”由於“官本位”的思想而沒有致力於產業投資。
3.浙商的競爭優勢主要來源於浙江人的精神體係
中國過去的20多年中，有經濟奇跡，但難有成功的企業，自然也難有成功的企業家。唯一的異數是浙商。自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來，中國商幫便活躍在滾滾商潮之中。改革開放的春風，不僅讓中國商幫續寫了曆史的輝煌，還讓新一代的浙商、蘇商、粵商、閩商、京商、滬商、魯商、豫商、晉商、徽商、津商、冀商等各大商幫悄然興起，並續寫新的篇章。事實上，浙商在區區20餘年間，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難以置信的經濟奇跡，使浙江這樣一個缺乏重工業基礎的資源小省，轉眼成為富甲天下的地區。浙江的許多貧困民眾，也成為腰纏萬貫的富翁。浙江在不到30年時間裏竟然走完發達國家百年的致富曆程！天下成事皆有其因，浙商巨大經濟成功的原因究竟何在？從表層看，是在於浙商擁有商戰的競爭優勢。而這屢獲奇勝的競爭優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此學界進行了種種探源，至今已有“資源貧瘠說”、“冒險精神說”、“務實吃苦說”、“經商才能說”、“價格說”、“性格說”和“文化說”等，我們認為，已有各說固有其理，但均未係統說明浙商競爭優勢的主觀成因及其內在邏輯結構。當然，成功須有主客觀條件，而在同等或較差的客觀條件下，主觀因素是極其重要的。通常人們對浙商的競爭優勢更多的是看到其雄厚的資金、敏銳的商業嗅覺、高超的經營技巧等客觀因素和專業技能，筆者則認為浙商的競爭優勢主要不是依靠物質條件而是憑借浙江人的精神體係的主觀要素獲取的。
浙商不怕苦、敢冒險、敢為天下先、求實而樂於探索，他們以其強烈的創業精神與傑出的經營能力抒寫了中國商業史上的百年輝煌。由於浙商活躍在海內外。研究發現，創業精神構成了浙商的基本素質。在近代民族工業發展曆史上，浙商中的寧波幫屢創第一和最大，如中國最早織巾業三友實業社、中國最早最大的繅絲廠綸華繅絲廠、中國首家化妝品企業中國化學工業社、規模最大民族製皂企業五洲固本皂藥廠、中國第一家機器製造廠永昌機器廠等。到了20世紀90年代，浙商趕上國有企業轉製、計劃體製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機會，浙商在敢為天下先的開拓、創新精神指導下，不斷突破陳規，繼續創造著許許多多的“全國第一”。以溫州為例，全國第一個農民飛機包機公司天龍包機公司，全國第一個農民跨國農業公司美國明尼蘇達州康龍農業開發公司，全國第一家純屬民間性質的集體金融機構東風城市信用社等都為浙商所創。正因為敢於創業，浙商在沒有特殊優惠政策扶持的情況下，克服了資源貧乏、區域市場狹小等不利因素，從“一村（鎮）一品”起步，就近建立專業市場，經過多次產品檔次的提升，主導產業不斷壯大，逐步構成了“小商品、大市場、高回報”和“小資本、大集聚”的區域特色產業，使不產木頭的地方出現了全國最大的木條產業，沒有羊毛的地方卻有稱雄國內的羊毛衫市場，並湧現出了很多國內外知名的企業家。
浙商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具有“熾烈企業家精神”，他們既聰明又肯吃苦，敢冒風險，敢為人先。德力西集團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把這種精神概括為“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言萬語、千山萬水）和“兩板作風”（即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為什麼浙商能夠成功？為什麼新一代浙商能夠再創輝煌？在許多人看來，經商、做企業需要一些天賦或資質，特別是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或者企業家，更必須具備一些特別的才能和天賦，不是一般人就能成為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的。實際上，經商、做企業並不像常人所說的那麼困難，任何一個會做人的人，都能經商和創業。因為做企業其實就是做人。在談到如何做企業的時候，浙商們一致認為，做企業首先要學會做人。這是浙商的商道，也是浙商的精髓，是新一代浙商的全新思維。與中國的許多省份相比，浙江缺乏發展經濟的資源稟賦和工業基礎。在改革初期，浙江民眾既無資金又不懂經營，可以說浙商是白手起家的。因此，在浙商成功的諸多因素中，主觀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主觀要素是浙商特有的求富意識、創新意識和學習意識。浙商競爭優勢的形成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經濟變遷的過程。對於經濟變遷的真正動力，當年靜態經濟學的大師瓦爾拉斯曾解釋說：在經濟變遷中消費具有主宰的地位。熊彼特卻不這麼認為，他把動態的觀念引入經濟發展的分析之中，認為是企業家領導了消費，領導了整個經濟發展，企業家創新是經濟變遷的動力。熊彼特認為，在靜態範式中，主宰是消費者，而在動態範式中，主宰是企業家。這對我們理解浙商的成功是有啟示的。浙商就是具有求富意識、創新意識和學習意識的企業家，他們是浙江經濟變遷的主要動力。浙商特有的求富意識、創新意識和學習意識是浙商競爭優勢精神體係的主觀要件，三大要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邏輯關係。求富意識是創新意識和學習意識的產生之源，沒有逐步升級的求富意識，便不會去創新和學習。創新意識是使求富意識現實化的橋梁和學習意識產生的前提，沒有有效的創新，就沒有競爭能力，求富隻能停留在觀念形態；不想創新，就不會產生學習欲望，學習意識就成了無源之水。學習不僅強化了創新力，而且提升了學習主體的精神境界和開闊了視野，進一步強化了競爭優勢。在這個精神體係內，三大要件都是內生性的，因相互產生正向效應不斷強化，而貫穿整體構造的，是浙商實事求是的精神。
用F表示浙商的競爭優勢，用x表示求富意識，用y表示創新意識，用s表示學習意識，用w表示客觀條件，用J 表示經商技巧，則F =f（xys）·w+J。
浙商競爭優勢的主觀要件轉化為製度先發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客觀條件，為浙商贏得大量利潤，利潤轉化為投資，投資沉澱為資本存量，資本存量的增加導致知識存量和人力資本的增加，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產生遞增的邊際生產力。如此主客觀條件相互作用，構建了一個無窮上限的發展模式，這就是浙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對於浙商，溫家寶總理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浙商已經成為中國商界一股重要力量，他們走南闖北，不僅在全國各地表現出了極大的競爭力，而且以一種獨有的創業精神享譽海外，展示了中國人力量所在。”作為商人的一個群體，浙商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為全國商人提供了一套可學可操作的經商哲學。最後需要指出，貫穿浙商精神體係的實事求是精神的基點是順應人性。國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是“道法自然”，這一思想包含著極高的人類智慧。道法自然就是順應“自然”構建製度，使人的行為符合“自然”規律。“自然”有“天”、“人”之分，也就是有物的自然和人的自然，人的自然就是人性。求富、創新和學習都是發自人性的基本要求。浙商的成功在於擁有競爭優勢，競爭優勢主要來源於精神體係，精神體係的三大要件來源於人性，而人性是普遍存在的，這就使浙商經驗具有了普適性的意義，那就是：事在人為，凡有人群之處，就都能夠產生浙商。
二、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種子、土壤、氣候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同這樣一個觀點：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浙江商人是當今中國最具活力也是最會賺錢的人群。對一個商幫的至高讚揚，莫過於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2001年世界華商大會上對浙江商人的評價：“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最成功的華商。”在10多年裏，浙商做出了許多重要業績。若是以省份為參賽單位舉行各商幫的年度“大考”，那麼，在人均GDP、重點行業企業利潤總額、在中國民企500強中的比重、市場占有率居全國第一的工業產品數量等多門“科目”上的得分，浙商無疑都已位列全國第一。他們向全世界證明了一群出身農民階層的企業家如何成為中國商人的第一群體。“浙商製造”的全麵崛起讓人驚羨，“浙商不敗”的長壽奇跡也讓人關注。為此，許多機構與專家都在拿“浙江幫”同“山西幫”、“安徽幫”、“潮汕幫”作比較，試圖分析曆史上為什麼成名更早而且群體強大的晉商、徽商與潮商，最終都走向了沒落？而為何浙江商人失敗的案例卻相對較少、能保持基業常青？筆者認為，浙商的活力之源和動力之本，概括起來即為超前的市場觀、精明的經濟觀、強烈的效率觀。對此，浙商的發展，正是部分得益於這種敢說敢做、勇於冒險的觀念和做法，他們總能洞察時機而猛執先鞭。20世紀80年代浙商群體形成的原因，可以用“種子好”、“土壤好”、“氣候好”這句農業生產的術語來解釋。
1.浙江農民敢闖、敢幹的獨特因子
資源小省浙江，相比其他地方幾乎沒有什麼優勢可言，但是卻創造了巨大的商業財富，其唯一的優勢就是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不在於量，而在於質。業內專家指出，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種子、土壤、氣候，所謂浙商崛起“種子好”，指的就是浙江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相對較優。但是，在龐大的浙商群體裏，他們中的大多數卻是出身農民。不要說義烏小商品市場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萬個企業家，就是入選《福布斯》的豪富魯冠球、徐文榮、南存輝等都是農民出身。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使農民成為自主經營者。在此基礎上，鄉鎮工商企業發展起來了，湧現了第一批農民企業家。而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業是農民蛻變為商人的主要“孵化器”。目前活躍在全國各地的500多萬浙江商人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出身。然而，同樣是農民，同樣的麵朝黃土背朝天，為什麼唯獨浙江農民能夠順利地蛻變為商人呢？那麼造就浙江農民成功的獨特因子是什麼呢？經過研究分析發現，主要存在著兩大因素：一是浙江地處沿海，特別是富裕的魚米之鄉杭嘉湖地區，是中國曆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最早的地區之一，而且很早就開始了頻繁的海外交流，為浙商的形成和崛起提供了豐富的傳統營養；二是浙江人務實、機敏、重利、不滿足、求創新、講合作的性格，非常適應商業文化，在市場經濟中，這種性格成就了一大批浙商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