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邱繼寶初中畢業隻讀了三天高中就不得不輟學。為了生計，他背上補鞋的小箱子，含淚告別父母，開始了走南闖北的生活。幾年的補鞋歲月，邱繼寶走過最繁華的城市，也走過最偏僻的鄉村。遙遠的東北三省，也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始終不會忘記在大雪飛揚、北風呼嘯的冬天，他一邊嗬著凍僵的手，一邊認真地給人補鞋的情景。因為嚴寒，其他的鞋匠紛紛收拾工具回家“貓冬”，而在他看來則是掙錢的好機會。每次補完鞋後，他還要跪下來，仔細地用凍得發紫的手把客人的鞋子擦得幹幹淨淨。正是他這種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毅力，為他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0年，邱繼寶帶著補鞋的積蓄回到了家鄉浙江。一到家鄉，他就聞到了改革的氣息。他貸了300元款，租下了大隊的三間舊房，辦起了椒江市水陡電器儀表廠，生產噴霧器零件。
自己沒有技術，就到上海去請師傅。師傅請來後，邱繼寶把新房騰出來給上海師傅住，他和新婚妻子打地鋪；井裏水留起來給師傅用，自己到河裏挑水喝。四年後，一個小作坊似的工廠很快走出了萌芽期，漸趨成熟。在這關鍵時刻，邱繼寶毅然做出決定——轉產縫紉機零件。這就是如今聞名海內外的飛躍集團的前身。
邱繼寶憑借著自己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毅力，終於生產出了很好的產品，可是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就等於死路一條。於是他決定向省外擴展，這時候正好趕上廣州開貿易交流會。於是這位熱血漢子，帶著滿腔的熱情，背著自己廠裏生產的拷邊機，趕到外商雲集的廣交會上。由於他是個體經營者又來自不知名的小廠，就被毫不客氣地拒之門外。他沒有機會和資格參加這場會議，於是陷入了困難的境地。這時候他在焦急之餘，圍著會場轉了好幾個圈，終於找到了一條通往牆內的下水道，他毫不猶豫地鑽了進去。剛進牆便被保安人員逮了個正著，不但被罰了50元錢，還被罰站了半個小時。他看著那些往來於廣交會的人，在充滿了羨慕的同時，心中也充滿了淚水。他心中暗暗下決心一定要幹出一番模樣來。
在被趕出廣交會幾天後，邱繼寶並沒有氣餒，他憑著自己的那股不認輸的幹勁，又輾轉來到深圳羅湖口岸。從潮水般的回港人流中，他拉住一位麵相忠厚的香港人，掏出500元錢請他代買一本香港電話號碼簿，靠著這本電話簿，邱繼寶找出了全香港所有經營縫紉機的店鋪，然後逐個給老板們寄產品的樣本、照片。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終於接到了第一筆從香港來的幾千美元的訂單。那一刻，他淚如雨下。
他嚐試到了成功的甜頭，並開始逐步發展自己的事業。他決定憑借香港這個“窗口”獲得的信息，進一步打開市場。於是，邱繼寶背起縫紉機，遠渡重洋開始了去他國推銷的創業史。在經曆了無數次失敗、挫折以後，“飛躍”終於將產品打入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通過幾年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飛躍”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空前提高，每年都有10～25個新產品誕生，已經實現了產品由中低檔向高檔轉變。技術改造後，“飛躍”生產的超高速包縫機、繃縫機、全自動高速平縫機和機電一體化家用縫紉機已達140多個品種。不僅如此，“飛躍”應用高新技術、新型材料對國內傳統縫紉機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革命。
“飛躍”飛起來了，但它的當家人邱繼寶還是邱繼寶。創業10多年後的今天，他仍住在廠區庫房的閣樓上。他的理由是：從家到辦公室隻有3分鍾的路，這有利於工作。在邱繼寶的家裏和辦公室，隻有簡單的生活用品，除了一個碩大的地球儀、一個有衛星接收裝置的電視機和他上班穿的“西裝革履”外，幾乎沒有什麼“奢侈品”。如果不是親眼目睹，你怎麼也不會相信這就是一位擁有幾億元資產的企業老總。
邱繼寶很忙，一年365天，除了出差在外，他的時間表從早上7點一直安排到晚上10點。他說：商海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事業的理想要變成現實，就須日夜兼程。
邱繼寶在貧窮中成長，經曆過屈辱，因此他理解員工的需求，也更關心員工的生活和思想文化建設。為了豐富員工的業餘文化生活，邱繼寶支持黨、工、團、婦先後辦起活動室、體育文化中心、學習培訓中心，還撥出專款解決困難員工婚喪嫁娶等費用不足的問題。目前，公司還實行了全員社會保險。
通過10多年艱苦的努力，“飛躍”已經從一個為別人搞配套的小廠，躋身世界同行前列。目前，“飛躍”縫紉機銷往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高附加值產品比例達70%，開發的多個新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60%的產品成功打入了歐、美、日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結束了日本縫紉機單向出口中國的曆史。
邱繼寶說：多少年來，在很多外國人的印象中，中國的產品是“低檔低價”的貨色。經過這幾年的努力，他們改變了看法。我相信，再拚搏幾年，“中國製造”一定能和世界一流畫等號。這是中國人該有的誌氣，也是中國企業家該有的目標。
邱繼寶成功了，他的成功經曆告訴人們奮勇拚搏是發財致富、獲取成功的最好秘訣，而這也是每一位渴望走向成功的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有道是“苦盡甘來”，當一個人通過勤勞苦幹，讓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時，自然有各種發展機會降臨。
“吃不了苦”是時下年輕人的一種通病，他們總是對目前的工作感到不滿，總想找一個既輕鬆又能賺大錢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好機會沒有降臨，寶貴的年華卻虛度了。所以，對於剛創業的人來說，唯有以勤補拙，任勞任怨，迅速提高自己的實際操作能力，才有發展前途，就像幼鳥練飛一樣，別嫌窩巢太小，經過勤練，把翅膀練硬了，自然海闊天高，任我翱翔。做生意賺大錢也是一個道理。
邱繼寶的這種勤勞、吃苦精神，在無形之中對家族成員和企業員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在，已二代接棒的子女們，正把創業者的這種價值觀滲透於浙江民營企業行為之中，引導企業不斷發展。
2.草根浙商的創富基因與異鄉水土
在浙江個私經濟大會評出該省非公企業100強，人們也因此有機會了解到，想當初：魯冠球以打鐵為生，徐文榮躬耕田畝，南存輝擺攤修鞋，吳鷹執三尺教鞭，胡成中一介裁縫，樓明出身軍旅，李如成是農民，鄭元豹是工人，鄭堅江是修理工，汪力成是絲廠臨時工……如果翻閱前10位處於浙江富豪“金字塔”塔尖人物的簡曆，可以發現他們創業前的身份絕大多數相當貧寒。一批構成塔身、麾下企業年銷售額在10億元左右的私營企業主，也大多出身平凡：浙江001電子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項青鬆——農機工，星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葉仙玉——農民，奧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滔——木匠……許多民企老板創業初期不過初、高中文化。他們的共同成功，似乎在證明同一個結論——浙江人和浙江這塊土地都帶有深厚的創富“基因”和異鄉水土。
對於異鄉水土，有人說，華人天生是商人，而浙江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商人的舞台是市場，而浙江人對市場情有獨鍾。因為，在商言商是最根本的商業規則。言商，就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商業利潤在市場中，而市場是沒有邊界的。在人類文明演進史中，人們的生存方式隨著資源的變化而變化。原始遊牧文明和傳統農業文明主要表現為“逐水草而居”，近代歐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現為“逐疆域而居”，現代工商文明則表現為“逐市場而居”。浙江商人就是現代工商文明社會中一個典型的“新遊牧民族”。當然，他們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都說以溫州人為代表的浙江人是“中國的猶太人”。
實際上，浙商的厲害，主要不是叱吒風雲的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間基礎和龐大的群體陣容。浙商是當今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軍團，成為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廣，行業最寬，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浙商的“善賈”之名備受讚譽，民間“浙商不倒”的說法也不脛而走。事實上，浙江商人的成功首先在於他們敢於走出去，滿世界跑。為了擺脫貧困，他們敢為天下先，築碼頭，闖天下。哪裏有市場，那裏就有浙江人；哪裏沒有市場，那裏就有浙江人去開拓。區域經濟研究專家指出，浙商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溫州和義烏人為代表的小貨郎。曆史上，無論是義烏人還是溫州人都以“挑擔走四方”聞名，他們靠石刻、竹編、箍桶、裁縫、彈棉花等百工手藝和挑擔賣糖、賣小百貨周遊各地，人稱“南方客”。第二階段是遍布全國的“螞蟻軍團”。20世紀80年代初，百萬浙江大軍成了走南闖北的購銷員，他們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萬水，走進千家萬戶，說了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推銷了千萬種小商品，掙回了千金萬銀。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國各地，湧現出一個個溫州村、一座座義烏城、一條條浙江街，人們仿佛掉進了浙江人的包圍圈。第三階段是縱橫全球的“跨國網絡”。百萬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們把浙江人的市場網絡伸向全球每一個角落。特別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一大批富裕起來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視野和現代化的謀略，紛紛組建企業集團，進行跨國經營。有的則成為世界名牌中國總代理，構築虛擬經營、連鎖專賣等現代營銷網絡。
那麼，同樣一方水土，同樣一方人，為什麼隻有在今天，浙江人才會如此意興揮灑，在商海中盡情搏擊？答案隻有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舞台給了浙江人以創業的空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讓沉寂千年的土地煥發生機，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銅板在跳動，讓每一個頭腦都為致富而暢想。由於計劃經濟的控製力在浙江相對較弱，這為浙江人在全國率先衝破束縛，擺脫計劃體製下“等、靠、要”的依賴心理，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觀念，提供了大好空間。善於“無中生有”和有著強烈脫貧致富願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場的海洋，敢為人先，敏銳捕捉市場商機，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於追逐市場並在市場中追求利潤最大化所取得的。市場，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鍛煉和成就浙商群體的大熔爐。浙商就是一批善於在“高度不確定的市場情形”裏作出決策，爭取利潤的人。
遍布東南西北各個角落的幾百萬浙商，使得浙江人成為“強勢人群”。最重要的是浙商的“全民性”和“草根性”（無門檻），浙商最具“可學性”，也最容易“模仿”。因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們最大眾化。一則他們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發達前往往是農民。二則他們“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白手起家，從“草根”開始生長。
浙商的成功，似乎在證明著一個道理——“土”的就是好的。“低級”的產業層次和“落後”的組織形式，迸發的卻是驚人的活力和效率。吳敬璉先生也說過，企業形式無所謂高下，隻要在當地管理、交易成本最低就是好形式。沒有本錢的時候，小企業，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決策，都是最優的選擇。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關鍵看匹配。更重要的是，這種製度的安排，是市場力量和民間意誌博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在市場環境下創業主體——浙商自主自發的選擇。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源頭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場動物。有了這個“基因”——當“做大做高”的外部條件最佳時，不再滿足於低成本優勢，低附加值產業，浙商會在內在衝動、政府推動、內外合力的作用下選擇“做大做高”。浙商善於發現、占領和拓展市場，但要在市場中最後獲取利潤，就必須要通過勞動分工。亞當·斯密在兩百年前提出了“勞動分工致富”原理，並說，分工的範圍是受市場的廣度製約的，有了一個廣大的市場，自然有人為圖利而去組織社會分工。這種組織社會分工的人就是企業家。
確實，在當今中國各大商幫中，浙商不僅是人氣最旺的創富商幫，而且已經成為全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創業群體。中國曆史上，晉商、徽商、潮商曾經書寫輝煌，現在，浙商則成了中國最具人氣的“財富製造商”。是什麼讓草根浙商迸發出強大活力？在“浙商現象及其對企業的啟示”論壇上，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首席培訓師、區域經濟研究青年學者、浙江民營企業管理專家汪洋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答案。汪洋嚐試破解浙商的致富“密碼”，浙商取得如此好的成績源於草根浙商的創富基因與異鄉水土：
第一，浙商勤勞、精明、節儉、精於算計，趕上了市場轉軌的好時候，他們沒有靠山，沒有銀行貸款，全靠白手起家，等等。
第二，較早地對土地情結的“背逆”，導致人口較大幅度流動、遷徒與非土地的職業化選擇，形成較為龐大的藝商階層，這一人文背景增進了文化的世俗流變幾率，形成了重商文化的傾向。明、清之際，以著名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和學者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對浙商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黃宗羲打破了“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倡導“經世致用”的崇實學風，不僅表現為“工商皆本”的多元性，而且提出了相互之間具有不同功能，但又相互促進的新觀念；從而越出了單一、封閉的農業經濟思想，形成了多方麵交叉的農、工、商互相作用的新的思想。這種進步的思潮與浙江人善於經商的傳統相結合，從經濟、文化的曆史根源上，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浙商的形成提供了厚實的土壤。受這種思想文化的熏陶，浙江人“崇本抑末”的正統因襲包袱較輕，有較強的經商意識和商品經濟觀念，從而形成一種精神氣候，一種社會環境，反過來影響浙江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使他們能在資源缺乏的省情下得以發揮“自己傳統的善於經商優勢，並利用政策上的空隙，先於其他地區實現了經濟發展”。
第三，浙商的足跡遍天下，在北京有“浙江村”；在上海的浙江民營企業就有5萬家，投資總額為500億元，在滬投資位居全國首位；在歐洲，在非洲，甚至在戰火中的中東地區，到處都有浙商的身影。創新精神的發揚光大，陶冶了浙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發現商機、特別能化解危機、特別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優秀品行。透過浙商充滿變化和生氣的社會經濟表象，人們發現浙商的創業精神經過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與超越，不但記錄了第一代浙商的輝煌，同時也造就了當代新浙商的可持續發展。
3.做企業，還需要有宗教徒般的虔誠和隱忍精神
對於浙商的創富精神，不管是經濟學家，還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都十分推崇，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華商大會上強調，做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還需要有浙商宗教徒般的虔誠和隱忍精神。毋庸置疑，“浙商現象”的一個點就是浙商獨特的人格魅力，因為企業家的人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企業的命運，特別是浙商身上種種獨特的人格魅力：軍事家的戰略眼光、藝術家的創新能力、外交家的親和力和公關能力、宗教徒般的虔誠隱忍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等等。從理論上講，浙商精神屬於經濟學上的企業家精神範疇。在經濟全球化和以人為本成為準則的市場經濟競爭中，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已經成為企業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和最終競爭的製勝法寶。哪一個企業擁有並開發好更優質的人力資源特別是企業家資源，那麼，這家企業就掌握了競爭的主動權。對於浙商群體體現出來的宗教徒般的虔誠和隱忍的創業精神，已經成為浙江經濟極具優勢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同樣促進浙商品牌的傳播和弘揚，同時成為未來浙江經濟乃至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既然企業家精神對商幫如此重要，那麼，企業家精神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精神呢？所謂“企業家精神”，經濟學家汪丁丁認為包含著三樣東西，“創新的精神”、“敬業的精神”和“合作的精神”。浙商群體身上，這三種精神特別濃烈，並體現出自身的特點。這是浙商“常青樹”多、群體規模不斷擴大和日益強盛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宗教徒般的虔誠和隱忍精神是浙商在短短幾十年取得輝煌業績的重要原因，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諸暨市境內，有一塊廣告牌很是醒目，上麵的幾個大字是：“越王臥薪嚐膽地，諸暨工業創業園”。這塊廣告牌盡管是諸暨人立的，但其表達的創業心態則是全浙江人的。浙江古稱越國，越王勾踐兵敗吳國後，成了吳王的俘虜，在吳國忍辱負重，苟且偷生，終於回到越國。回國後，勾踐表麵上低調行事，對吳王恭恭敬敬，自稱屬臣；暗地裏發誓複仇，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重用良臣，等待時機，最終以弱勝強，攻克吳國，報了世仇。勾踐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原型”。浙商群體身上，都流著勾踐的文化血統。這個“勾踐原型”，是浙商“企業家精神”的真正內核，是浙商精神有別於其他區域企業家精神的地方。
在浙江，勾踐的隱忍精神激勵著每一個浙江人。確實，隱忍精神對於勾踐來說，一個很現實、也很刻骨銘心的目標，那就是複仇，打敗吳國，以至於成為成就其偉業和人格的動因。作為20世紀的浙商群體，其創業的動因同樣很簡單，那就是擺脫貧困。在20世紀的浙商群體的意識裏，貧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機，也是莫大的恥辱。脫貧致富的願望，強烈得好像是勾踐的複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飾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周曉光，17歲從諸暨山鄉出門，以賣繡花鞋開始創業的第一步，其目的隻有一個，讓全家十口人不至於餓肚子，讓家裏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擺脫貧困過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來的夢想。在條條框框的束縛被突破後，浙江人跨出家門，他們什麼苦都肯吃，什麼髒活、累活都願幹，從事起各種別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彈棉花、補鞋子、磨豆腐、配鑰匙、理頭發、賣眼鏡……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一個台州地區，就有10多萬“豆腐大軍”活躍在北京城鄉；浙江省外出到全國各地打工的就達200多萬人。正是這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為改變命運而嘔心瀝血的“討生活者”，承擔著曆史進程中的重要角色，成為改寫曆史的生力軍。今天的浙商群體，大多數都是從當年的打工者中脫穎而出的。他們在創業之初，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宏偉藍圖，一切是那麼現實、那麼簡單、那麼地低調、那麼地追求直接利益。也許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經濟奇跡和巍巍大觀的浙商群體。這種忍辱負重、堅韌不拔地追求現實目標和實效的創業、敬業精神，來自於“勾踐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