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浙商崛起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條原因非常重要，那就是浙商已有的優勢必須是建立在“體製改革和市場形成的先發優勢”，以及“專業市場和傳統產業的集聚優勢”基礎之上的，從而形成“個人獨立和關係展開的主體優勢”，因為浙江的先發優勢，說白了就是浙江人尤其是浙江商人具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勇氣和魄力。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通過與“蘇南模式”的比較分析後得出“浙江走的是一條內源性民間力量推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論斷，中國區域經濟研究專家認為，在內源性民間力量推動型經濟發展模式中，企業創辦者和投資者主要是個人或家庭，人力資本的快速轉換和增值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內源性民間力量。對處在工業化初期和體製轉軌過程中的中國來說，推動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增值過程，往往伴隨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轉變，以及從事市場經濟活動的製度知識、經驗和技能的積累。
對於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種子這個問題，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資深培訓師趙麗非常認同，她認為，浙商繼承了其祖先的經商傳統、經商基因和本能，以及某些“單幹”和“販賣”的經驗與技能，因此浙江人在改革之初就很快實現其人力資本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形成人力資本轉換的先發優勢和浙商群體。浙商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據浙江省工商局統計顯示，浙江目前約有各類企業近300萬個，其中個體工商戶約有160萬戶，私營企業超過30萬家，內資企業18萬多戶。在浙江，平均不到26個人就有1個老板，其中溫州、台州等地平均4個家庭就有1家投資辦企業。這還隻是在省內，目前浙江省共有390萬在省外國內的（不包括港澳台）創業人員，累計投資達3000多億元。還有浙江在國外的70多萬人多數也是在經商。
浙江農民敢闖、敢幹的獨特因子使浙商群體橫空崛起。但浙商群體能夠繞過各種危機險灘，不斷走向成熟和強壯，有一個內在的秘密，就是浙商群體所特有的內在精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路甬祥指出，浙商是從源頭開始，從原始積累、艱苦創業開始的，可以說更具生命力。確實，浙商的最大特點是民商經濟，民商經濟是“草根”經濟，即老百姓經濟。為此，浙商的較大優勢就是個人獨立，可以說每個個體都是獨立的主體，都擁有自己的產權，即使是非個體所有製的企業，其經營者也基本擁有企業的股權，而大多數浙商則既是所有者又是經營者。這是形成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源。
毋庸置疑，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種子，因為浙商獨立的個體和抱團的精神足以讓其他商幫甘拜下風，對此，區域經濟研究專家坦言，浙江經濟就是老板經濟，加上傳統產業尤其是輕紡和日用小商品工業等很適合老板個人或家庭創業和管理，至於具體的經商活動那更是適合於個人或家庭獨立進行。浙江人是我幹我的，你幹你的，然後是相互追趕。浙商的主體性主要是在獨立性的基礎上展開、包含和體現買賣關係的。這主要是通過專業市場來展開購銷關係。還有數百萬遍布全國的個體商人和數萬家大中型企業銷售網點構織成的銷售網絡，是浙商廣泛展開購銷關係的依托。同時，浙江老板往往自己控製銷售網絡和掌握購銷關係，具有自主權，從而使商業利潤主要留在浙商的手中，以保證和加速浙商的資本原始積累，為浙商的繼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2.浙江重商文化的人文土壤十分優越
事實上，重商主義文化是促進浙商崛起的一個重要條件，對浙商而言，客觀的土壤條件並不好，人多地少，資源匱乏，但是，浙江十分優越的人文土壤卻能夠讓浙商快速崛起。在浙商形成的眾多營養液中，地域文化被認為是浙商大麵積活躍的最主要的深層次文化基因。因為浙江強大經濟力量背後的重要因素就是浙江曆代十分重視的重商主義文化。對此，浙江省委黨校教授陳立旭認為，重商主義文化是浙江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因為從宋代的永嘉事功學派、明代的王陽明心學，到清代浙東實學派，重商思想一以貫之。基本觀點大體都沒有脫離“經世致用”、“義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實用範疇。對於重商主義文化，浙東學派同樣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經過幾百年的浸染，已經滲入現代浙江商人的血液、骨髓裏。在這樣重商主義文化的人文土壤裏，浙江的廣大民眾有著強烈的自我創業欲望和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民間經濟細胞有活力、有韌勁，有濃厚的務工經商傳統和商品經濟意識，有百折不撓、臥薪嚐膽、自強不息的艱苦創業的精神，從而造就了今日輝煌的浙江現象。
實際上，重商主義文化是浙商崛起的一個關鍵的因素，重商文化體現的是開放和務實，同時也是“工商皆本”和“義利並重”。在自然經濟時代，浙江一些農村修訂的族譜、族規中，就回避了“父母在，不遠離，遠離必有方”這樣的訓條。確實，在浙江，家族長輩也鼓勵家族成員拜師學藝、出外創業，有的甚至舉家外遷，進城謀生。在20世紀70～80年代，當“個體戶”、“私營業主”、“小商販”這類職業還被常人鄙視的時候，在重商主義文化愈演愈烈的浙江，即使是擁有高學曆、家境較好的年輕人也樂意放棄被認為既有保障又被社會崇尚的其他職業機會，而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經商和實業的生涯。
確實，浙商這種重商主義文化的傳承，為浙商轉型及浙商新生代橫空出世、脫穎而出打下了堅實的精神文化基礎。浙商崛起，在這裏探討的就是新浙商形成、崛起和強盛的原因。新浙商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崛起於20世紀90年代，強盛於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一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發軔於徽商故裏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但令人奇怪的是，徽商後人盡管具有敢為人先的豪邁勇氣，卻並沒有形成一支數量可觀的新徽商群體。據有關媒體披露，直到2000年，小崗村還相當貧困落後，隻是一個偶然的政治因素，才由政府投資改善了村裏的基礎設施建設麵貌。相反，一向生性柔和、為人低調的浙江人，卻在短暫的10多年的時間裏，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人群體，並在人數、商業活動範圍、經營產品種類、創造財富的數量和質量等方麵，大大超過了他們的前輩——老浙商。
的確，重商主義文化是浙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盡管人們對重商主義文化眾說紛紜。但是浙江的地域文化就是重視工商業，並且敢闖敢幹，老一代浙商有的優良品質，新生代浙商也同樣具備，所以當新的機會來臨時，他們立即抓住了重商主義文化，造就了浙商今日輝煌的地位。區域經濟研究專家指出，浙江傳統的重商主義傳統文化，對年輕人影響很大。在20世紀70～80年代，從事民營企業活動的商人多數學曆較低、多來自農村，對於那個年代來說，哪怕是在浙江，有其他當官、研究學問等出路的人，未必就會選擇做企業。
重商主義文化改變著浙江商人的陳舊觀念，事實上，在我們異口同聲讚揚和誇獎浙江商人的時候，我們已經忘記了浙商為重商主義文化所付出的代價。就像當年，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政策就是針對溫州商人提出來的。而在改革開放之後，以打擊假冒偽劣為名對溫州和浙江商人的圍追堵至今還記憶猶新。浙江商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輝煌，是與他們的頑強生命力和對抗全社會的不屈精神分不開的。打擊假冒偽劣，為什麼會選擇溫州？現在假冒偽劣遍及全國，為什麼不再拿出某個地區作為假冒偽劣的代名詞？隻有溫州代人受過？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溫州和浙江商人為自己的生存乃至為全國商人生存，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就憑這一點，他們得到世人的尊敬當之無愧。當然，浙商的重商主義文化在為浙江崛起的時候，同樣也在為浙商的複蘇推動著。
3.浙商有一個利於企業發展的良好創業環境
浙商的崛起離不開浙江良好的創業環境，浙江良好的氣候給浙商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所謂“氣候好”，指的是浙江有一個有利於企業發展的良好創業環境。沒有這一條，浙商這顆種子生命力再旺盛、土壤再肥沃，仍然發不了芽，即使發了芽也會被凍死，長不成大樹。莊啟傳在總結納愛斯這個企業發展經驗時，反複強調一點：沒有改革開放的好政策，就不可能有納愛斯的今天。
研究發現，以鄧小平和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家們的一個偉大曆史功績，就在於他們放開了政府對中國經濟體係內部的諸種自發的經濟秩序的控製，管製和壓製，為其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型構與擴展的社會環境。自19世紀中葉中國進入世界現代化進程以來，現代化便成為貫穿百年中國曆史的主線。中國人民經過漫漫的探索和奮鬥長路，終於在改革開放的曆史大潮中逐步找到了國家發展的方位和目標，走上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現代化才出現了曆史性的轉折和煥然一新的格局。如果說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上海口岸的開放為浙商提供了崛起的曆史舞台，那麼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加速則是浙商異軍突起的時代背景。浙商的第一桶金，亦即其資本原始積累主要地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挖到的；浙商的發展壯大則幾乎與中國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及綜合國力的提升相同步。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浙商所麵臨的社會環境和政策支持都是比較寬鬆的，各地政府對浙商充滿誠意和熱情，使很多浙商看到了商機，抓住了機會，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創造了新的價值。事實上，政府放寬了諸多的政策限製，從而使浙商快速激活了他們本來的敏感的商業精神。即政府對浙商轉型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為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即以經濟快速增長為工作重心，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軸，對工商業發展實行全方位的導向，從而為浙江這個原來就有成功地自主發展的地方創造了新的機會；此外也體現在相對穩定而有力的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調節、組織、扶助、保障等多方麵的功能發揮上。浙江省各級政府長期對“姓社姓資”的問題奉行不爭論的開明態度，對浙商做的創業，對新生事物，不是首先研究它姓什麼，而是積極引導鼓勵和大膽支持，從而使浙江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條件，使浙商不斷壯大。政府還通過謹慎地采取幹預政策以促進人力及資本的迅速積累，資源的有效配置及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而達到經濟的高速增長，通過法治穩定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進而提供一個和平的社會發展環境。
當然，對於浙商的快速崛起，也離不開改革開放的大政策、大氣候，但是，這樣的大政策、大氣候其他地方也是同等享有的，為什麼浙江經濟就能快速崛起呢？區域經濟研究專家認為，浙江經濟的快速崛起與浙江各地曆屆黨委、政府以不爭論的態度鼓勵商品經濟的發展，以“無為而治”促進企業自主發展，以正確引導支持企業家做大做強很有關係。盡管浙江民營企業的自主意識和自主行為比較強，但是無論怎樣，在以政府推動為主要特點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浙江各地政府在經濟發展環境建設上的糾錯能力，對浙商的崛起和強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確實，對義烏小商品市場以及在這根鏈條上幾倍乃至幾十倍乘數的商家來說，如果當初沒有當地黨委、政府支持小商販進城設攤，並大膽發給經營許可證，今天舉世矚目的“中國小商品城”也許就錯過了最好的發展機遇。沒有黨委、政府的開明，也許溫州模式就被扼殺了。
毋庸置疑，良好的創業環境是浙商崛起的一個關鍵性要件，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斷言，浙江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得感謝具有個人膽識和政治魄力的浙江高層敢於在政治鋼絲上跳經濟舞蹈的官員們。時任浙江省省長的沈祖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出色不僅表現在他是浙江個體私營經濟的鼓吹者和支持者，更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作為一省之長，作為一位老共產黨員，頂著政治上的巨大壓力，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勵著浙江省的民營經濟。沈祖倫用個體私營經濟在實踐中所創造出的一個個輝煌，駁斥了當時對個體民營經濟的種種“奇談怪論”。沈祖倫認為，浙江走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道路沒有錯，這條路將是一條康莊大道。為此，已經退居二線的沈祖倫，獲得了廣大民營企業家們獎賞他的“浙江民營經濟之父”的特殊榮耀。省長如此，浙江各地的政府首腦更是不遺餘力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事實證明，浙商今日的成就，離不開浙江高層官員的大力支持，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人們一度對市場經濟改革姓“資”姓“社”進行爭論的時候，位於錢塘江畔的傳化化學製品公司總經理徐冠巨和他父親也曾產生了彷徨。而此時，地方黨委、政府給傳化公司頒發了納稅大戶的獎狀，給企業當家人戴上了大紅花，公司上下士氣高漲，成功開發了一係列填補國內空白的高科技產品。如今坐擁浙江最大的私營化工企業、國內一流的高科技農業園區和現代物流基地，總資產近10億元的傳化集團，已經是浙江民營企業的排頭兵。集團董事長徐冠巨成為全國進入省級領導崗位的最年輕私營企業家。為此，他深有感觸地說：“是當年的一朵大紅花，一張獎狀，成就了今日的傳化。”
三、做企業，還需要有浙商宗教徒般的虔誠和隱忍精神
通過與浙江的商人接觸，筆者深深感覺到浙商之所以能有今天輝煌的成就，完全離不開植根於他們骨子裏的那些精神——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勇於開拓的開放精神、敢於自我糾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場優勢的思變精神和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事實上，做企業，還需要有宗教徒般的虔誠和隱忍精神。對此，魯冠球曾說過：“世界上兩種人最苦，一種是讀書的學生，另一種就是企業家。要做企業，就要有吃萬般苦的準備，即使你非常成功，也同樣如履薄冰，許多企業家就常常睡眠不佳，為未知的危機而擔心。”
1.既能當老板，又能睡地板
綜觀眾多成功的浙江民營企業，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途徑，那就是浙江民營企業創業的曆程，本身就是一個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過程。創業之初，往往沒有什麼資金投入，隻得靠自己勤勞的雙手，一點一點地攢，一點一點地積，此外難有別的選擇。
浙江商人具有艱苦創業，敢於打拚，既能當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創業精神，具有相互結合到一個地區搞開發的團隊精神。事實證明，浙江民營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的創始人，非常吃苦耐勞，非常勤奮。企業要想基業常青，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肯定是不行的。筆者在浙江做谘詢和培訓期間，耳聞目睹了大量浙商創業的故事，感受到了現代浙商自強不息、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精神。的確，從足跡踏遍世界的溫州商人，到對財富孜孜以求的台州、寧波、義烏商人，“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當今諸多聲名顯赫的浙商發跡之初曾經的生活，也是尚未發跡、正在奮鬥的浙江人的現實生活。杭州蕭山區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曾是一位農家子弟；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曾是一名鞋匠；上海珍珠大王丁美富曾是一位獨闖上海、手臂上掛著珍珠沿街叫賣的浙江小販；浙江農民邱繼寶曾帶著拷邊機通過下水道進入廣交會，如今成了國內縫紉機設備製造龍頭企業的掌舵人。餘姚不產塑料卻擁有“塑料王國”的美譽，當地的“中國塑料城”成了全國塑料市場的晴雨表；嘉善沒有森林卻崛起了全國最大的木業加工基地；更有文成縣女企業家王月香先後籌資3600萬元到延安承包了30口油井。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百萬浙商在中國西部投資創辦7000多家企業，上海如今有50萬名浙商聚集，河南有35萬名浙商創業，“雞毛換糖”的義烏廿三裏鎮本地人口外出經商的超過了當地留守的人數。在全國各地，走南闖北的浙商構成了一個個在當地舉足輕重的“浙商部落”。浙江人的不等不靠、相信市場、相信自己、不屈不撓、努力拚搏、艱苦創業、永不滿足的精神，構成了“浙商精神”的精髓。正是由於“浙商精神”才造就了浙江的企業家群體，才打造了浙江經濟今天的輝煌。
吃苦耐勞是浙商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沃爾瑪連鎖企業的創始人山姆·沃爾頓就非常重視吃苦耐勞的精神，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采訪時談到，創業者能否成功，有無吃苦耐勞的精神就顯得非常重要。事實上，在浙江民營企業中，企業掌舵人往往是一個多麵手，既是總裁，又是日常工作的顧問，也是處理難題的能手，他們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0多個小時。被稱為“標準型工作狂”的宗慶後，作為娃哈哈集團的最高指揮者的宗慶後還親自上一線督察市場，無疑成了中國營銷界的佳話。上百億資產的娃哈哈，宗慶後事必躬親，要管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常有忙不過來的時候，但有一件事宗慶後是長期堅持的，那就是親自跑市場，十幾年如一日——一年中宗慶後有200多天在市場一線跑，除了吃飯時間之外，從不間斷工作，連看電視的時間都沒有。魯冠球、徐文榮、南存輝、吳鷹、胡成中、樓明、李如成、鄭元豹、鄭堅江、汪力成、宗慶後等人，都是這樣有名的“工作狂”。
吃苦耐勞是浙江民營企業的一大競爭優勢，也是浙江民營企業長遠發展的重要保障。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對浙江民營企業的創業者做過一次關於什麼是使企業基業常青的最佳方法的調查，有92.65%的創業者認為，是企業員工的吃苦耐勞，以及不斷地創新。由此可見，創業者吃苦耐勞是一個企業發展壯大的關鍵因素。當然，吃苦耐勞不是那種蠻幹的傳統思路，而是依據事業在市場上的種種問題做針對性地改變，然後再選擇性地擬出自己的計劃和決策，從而實現自己的贏利之路。前麵已經講過，浙江民營企業的創業之路，其實就是一段吃苦耐勞的曆程，這當中，邱繼寶就是一個典型。
邱繼寶領導飛躍集團，從用當鞋匠掙來的積蓄以及貸款300元起步，曆經15年的發展，使之成長為資產10億元的大型現代化民營跨國企業集團。“飛躍”把高新技術引入到傳統產業，應用高新技術、新型材料對國內傳統縫紉機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革命，開發的多個新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他本人也從一個一文不名的補鞋匠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億萬富翁。
每個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許多成功者的背後都飽含著艱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流傳千百年的至理名言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吃苦耐勞也是成功秘訣。那些能吃苦耐勞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這是因為苦吃慣了，便不再把吃苦當苦，能泰然處之，遇到挫折也能積極進取。飛躍集團的創始人邱繼寶今天的鮮花和榮譽身後，一路灑下的就是超出常人幾倍的熱血、眼淚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