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是一種美，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美，它是人生挫折和坎坷的升華，它是九九八十一難的佛果，它是一個人心靈走向成熟的標誌。
年輕氣盛時，多數人的心中自然會蘊藏著萬丈豪情，尤其是有抱負有才華的青年更是如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一切困難險阻似乎都不在話下。它洋溢著青春氣息，充滿著勃勃活力，它至純至真，至善至美，浩氣衝天，光照人生。俗話說：“自古英雄出少年。羅幹十二而拜相，霍去病年方二十一而為漢朝立下了赫赫戰功，劉胡蘭年方十四就用生命和鮮血去印證‘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人生哲理。”
然而古往今來又有多少風流人物在年輕時欲奮發有為，安邦治國，一展抱負，可是在倍遭坎坷後，或縱情山水，或遊戲人生，或退隱山林、皈依淡泊，就拿大家所熟知的李白、柳宗元、陶淵明等文學家來說，生平經曆莫不如此，而且無一例外地打上時代的烙印。二十六歲的李白在開元十四年，就確立“奮其知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遠大政治理想，而且李白是一個自視很高的人，屢次以大鵬自比。有詩可證，“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上李邕》）。終於在天寶元年，李白被唐玄宗召至長安，此時此刻，李白滿以為從此以後便可平步青雲，鵬程萬裏，實現畢生夙願。“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人的狂放和喜悅溢於言表。可是宮庭的歌舞升平和腐朽沒落使詩人李白陷入極度苦悶之中。由於李白對權貴的蔑視和傲岸，很快招致宮庭內外的讒毀，不久被逐出長安，當然，他是在極度怨憤和深深失望中離開長安的。可是李白該怨誰呢？在現代人眼裏，該怨的似乎是他自己。你李白雖才華橫溢，但太不會“混”了，太無眼頭見識了，像李隆基、楊玉環、高力士等權傾朝野的人豈可得罪，怨你自己不會趨炎附勢，溜須拍馬，無尊卑之分，無君臣之禮，酒醉後更是讓人難以容忍，你怎敢醉後失態讓高力士為你脫靴？你怎敢在醉後吐出“天子呼來不上船”？當然，李白還是值得慶幸的，倘若在長安再多呆上一年半載，恐怕小命也難得保了。理想破滅後的李白，隻好縱情山水，借酒消愁，借詩抒懷，因酒而醉，因山水而癡。他終於懷著對官場的厭惡和對淡泊生活的神往之情寫下了“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詩句。
與他同一時代的另一位大文學家柳宗元，年輕時曾積極參加王叔文的政治革命，革新失敗後，遭到長期貶謫。在他被貶為永州司馬期間，他的二兄在今廣西南寧市宣化的邕州馬退山上建造了一座觀賞風光的茅屋。每逢兄弟五六人相聚，他便手執古琴，登上山巔，目送還雲，山間涼爽在襟袖之間，高峰萬物，一覽無餘。我相被貶後的他，肯定看透了封建官場的險惡，功名利祿的無常，他把一切世俗的欲望置之腦後，心中隻有這山，這水，無法這樣去麵對坎坷，無法這樣去理解生活，詮釋人生。另外，大家所熟知的晉朝陶洲明也曾做過八十一天的澎澤縣令，隻不過他終不願為五鬥米折腰而憤然辭官，過起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平淡的生活。我想他向往的不是那種因謅媚而受寵，因苟且而偷生，因巴結而平步青雲的官場生活。在他的眼裏，一個洋溢著自然美和率直的人性美的歸隱生活才是彌足珍貴的。
試想，在這物欲橫流的社會，能有幾個人能擁有淡泊的心境。時下，很多人得為家庭生計而奔波，為油鹽醬醋而操勞，為子女擇校、升學而發愁，為生病就醫而傷透腦筋……哪容得你有喘息的機會去想“淡泊”二字。我忽然想起了時下流行的“錢不是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的叫人難堪的格言。我是一介書生，也曾讀過幾本詩書，身上自然有股書卷氣，可我不得不生活在一邊對功名利祿無限眷戀，一邊對淡泊生活深深神往的矛盾之中，年少時那股傲氣似乎難覓蹤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