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發生在二茵茵五年，徐興亞又幹了應該是全國罕有的事兒，創立地方誌書官方與民間聯合編纂的模式。一九九三年，自徐興亞任副總纂的新編《固原縣誌》編修告竣出版後，人員調動，僅有一名新來的主任看守，他不懂方誌編修，十餘年來，上級三令五申讓固原縣（二茵茵五年改設為原州區）續編《固原縣誌》和始編《固原縣年鑒》，因人力和經費原因，兩項均不能啟動。二茵茵四年，徐興亞長子在北京注冊了民間研究機構“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徐興亞當即抓住這個文化商機，代表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與原州區史誌辦公室簽訂合作協議，成立原州年鑒編輯部，編修創刊號《原州年鑒（2005）》，開《原州年鑒》編纂先河。共同編纂和籌措經費，出版《原州年鑒（2005）》，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書稿編寫和向社會籌措部分經費，徐興亞承擔了書稿的主要設計和編寫工作。同時，精心設計篇目結構，精心籌劃前期運作宣傳，如印製宣傳彩頁，宣傳年鑒的作用和價值，設計籌劃彩色插頁，讓固原的書畫名家的作品有償進入官方誌書。這種模式，省人省力省錢，出書快，質量高，政府史誌編寫部門壓力小，不用調人組建龐大的寫作班子，經費籌措也能掌握主動權。
二茵茵六年六月，《原州年鑒（2005）》如期由方誌出版社出版。二茵茵七年六月，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辦的“第三屆全國年鑒編校質量檢查評比活動”中獲得一等獎。二茵一茵年十一月，《原州年鑒（2005）》又榮獲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中國地方誌協會聯合頒發的“全國地方誌係統第二屆年鑒評獎二等獎”，因官方合作者的誠信原因，合作結束。至今，原州區未有年鑒編成出版。
十年砥礪
一九八三年，全國地方誌工作也和其他文化事業一樣，蓬蓬勃勃，應勢而起，固原縣委、政府決定啟動新編《固原縣誌》編修工作。縣誌辦負責人張賢邀請徐興亞加盟協助。
接手縣誌寫作任務之後，徐興亞便一頭紮了下去，開始熟悉並掌握縣誌寫作的相關知識和寫作要求。他開始熟悉的第一項工作是對一大堆無序材料的歸納取舍，因為對於一本誌書而言，它涉及到了包括一個地方自然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等在內的方方麵麵，還有其內部各有特色的機理銜接，這樣，它就對修誌者的綜合素養提出了高標準要求。它要求修誌者不但要有廣博而紮實的多學科知識，還要有嚴謹而認真的科學態度，以及條分縷析的邏輯思辨能力。其次，對一個地方曆史、地理、文化特色、風俗習慣的熟知也是缺一不可。解決好了這些，語言文字關當然更是每一位誌書寫作者必修的一門功課。這門功課的精要在於，它既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但也有自己獨有的技巧特色。一般而言，誌書對文字的要求並不在修辭與文采，而在於準確、科學、簡潔。小說有小說的謀篇布局，誌書有誌書的格式體例，二者風馬牛不相及。同時，還要根據全國各地已出版的縣誌和學習方誌理論。
經過一段時期的修煉，徐興亞逐漸掌握了這門功課的內中三昧。而這種修煉幾乎花去了他近十年的光陰。
一九九二年，新編《固原縣誌》終於付梓出版，張賢任總纂，徐興亞與謝東同為副總纂。在這部煌煌百餘萬字的誌書中，徐興亞承擔並獨立完成了其中十三個專業誌的編撰任務，內容涵蓋了畜牧、林業、水利、教育、衛生、科技、文化、文物、人物等等，字數占總誌書整個寫作任務的三分之一強。而在修誌的過程中，他有許多獨特的感悟和體會被記錄了下來，其中部分經過整理加工作為論文發表，如《試論縣誌總纂的難點與重點》《試探黃土高原區域縣誌水利誌的編寫》等等。
新編《固原縣誌》出版後，專家給予了充分肯定，社會各界讚賞有加，同時，它還於當年先後分獲寧夏和全國新編地方誌優秀成果一等獎。
可以說，這十年縣誌的寫作，錘煉了他各個方麵的能力，也為他後來順理成章進入《西海固史》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一大堆地方史料的整理歸納，他發現，固原是個魅力十足的地方，且不說這個邊地古城在曆朝曆代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就它“史不斷代”的完整性也使他禁不住熱血沸騰。於是，一個朦朦朧朧的念頭開始在他的意識深處悄悄萌動——
十年耕耘
匆匆忙忙之間，時間就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一九九二年，新編縣誌的編纂任務結束，徐興亞覺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人生的原點，雖然人在書店，但心卻又在商海以外開始遊弋——畢竟經商賺錢不是自己人生的最終目標。恰在此時，《固原日報》改版擴版，副刊編輯張國長熱情邀約，希望他給改版後的《固原日報》寫點東西，而這與他此前的一些想法竟不謀而合——之前，也就是在他編纂《固原縣誌》的過程中，有一個想法，縣誌限於體例，專業設誌，最終以條目反映內容，科學性自不待言，可是把曆史切得太碎，對於普通讀者缺乏可讀性。而固原曆史悠久、豐富、燦爛、獨特，能不能把固原曆史用“曆史”的視角整理反映撰寫出來，介紹給固原人民，讓固原人民知道家鄉數千年的煌煌曆史。就這樣，經過半年多的初步構想，寫法的定奪，內容的確定，開始進入撰寫。
徐興亞說，無畏源於無知。他沒有想到自己的曆史知識根底淺薄，專業修煉空白，以為隻是寫文章而已。沒有想到自己陷入了一個學問的泥淖，不要說固原數千年的曆史資料的搜尋、鑒別、耙梳、研究、考證、如何利用，僅曆史知識、學術規範就是兩座大山，阻攔著他，必須翻過去，才能有資格給固原曆史立傳。他沒有想到會耗去他十年的生命。寫作之初他還是朦朧的，不自覺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他邊學習邊充實的過程中，那種為西海固寫史的目標才開始逐漸疏朗、明晰。而這種目標的確立，又為他後來數年如一日埋頭寫作增加了巨大的自信與動力。
他一邊應對連載，一邊大量地像海綿吸水一般補課，充實自己。
十年後，書稿終於殺青，為了向出版社說明自己有可能、有資格、有能力撰寫《西海固史》，他對自己的寫作環境、條件、過程進行了理性的梳理。
他梳理的辦法類似於一項浩大工程中的各項指數評估。
客觀方麵——他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曆史的研究禁區不斷被打破，極左思潮得到了徹底的清算、糾正，史學理論與曆史研究捷報頻傳，成果頗豐。從全國範圍看，曆史研究已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圍，而一些西方史學理論的引進，也為曆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方法、新的表述形式。其次，一大批有關寧夏史誌研究成果的相繼出爐，對寧夏曆史的基本脈絡、重要朝代、主要曆史事件都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客觀可信的表述，達成了某種共識。與此同時，除《固原縣誌》之外，西海固其他縣份的地方誌也相繼問世，這一切都為《西海固史》的寫作從政治基礎、學術支持、資料的積累等諸方麵提供了切實保障。尤為重要的是，西海固考古界取得的豐碩成果，從另一個側麵對現有的曆史史料與典籍進行了多角度的印證、補充，也使西海固原有的曆史更加紮實，更加豐富。
主觀方麵——他認為，經過十年縣誌編纂的曆練，自己無論從對固原曆史的熟知、對資料的鑒別認識、對材料的詳略取舍，以及歸屬的劃分、難點與重點的掌控、概括與歸納能力等等，都有了質的提高，成為了他本人的優勢所在。同時，縣誌編纂使他對相關專業有了全麵涉獵，也為他從多角度觀照曆史打下了堅實基礎，所謂史誌不分家，是之謂也。
鑒於上述兩方麵的認識，他對自己正在進行的這項工作信心滿滿。
動筆之後，他便進入了創造的樂趣快感中，鉤沉曆史資料，破解曆史遺留密碼，尋找資料之間已經失去的關聯，修複被曆史自己打碎的曆史，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把散落在古籍、文物中的本地曆史的珍珠，精心串成一件美麗合體的衣裳。而在學習、閱讀、研究、撰寫中，一些有關寧夏曆史的新見解、新思維、新思想，如電光火石，紛至遝來，這又使他的此次寫作變成了一次美妙而令人流連忘返的神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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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之初，他就暗暗告誡自己，將來不能愧對曆史，愧對讀者，故謹慎從事，小心治學。無論從最初對曆史資料的占有、鑒別、梳理、考證，到最後順暢地落筆成文，他都是抱著一種虔誠甚至是敬畏的態度。他認為，中國曆史典籍能夠保存下來的本地資料是十分寶貴的、難得的，故他在歸屬得當的前提下，盡量將其收入書中，既不失厚重，也能使讀者更多地了解接觸本地曆史中的第一手資料。他采用工筆寫法，從曆史的細部入手，政治上不敢馬虎，學術觀點擇善而從，吸收借鑒了《萬曆十五年》《世界通史》，及法國年鑒派的一些觀點和表述方式，既有係統性，也便於讀者閱讀時的流利順暢。
在撰寫過程中，他要求自己盡可能全麵地書寫西海固，在多視角、多維度的書寫中，盡量將西海固的曆史放置於全國曆史的大背景下，每個朝代都對其起始終結時間、建立滅亡原因、統治年代、曆世、首都等稍作簡要交代，這樣，既講清楚了人物與事件的來龍去脈，明確了西海固在全國曆史中的位置，也便於讀者在閱讀時理清它們之間血肉相連的互動關係。一些共性的東西，如原始社會先民們的生活方式，和各朝代一些基本政治、經濟策略、文化製度等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既是共有的也是獨具的，因其關乎當時西海固人民真實的生活圖景，故在書寫時有必要作鋪墊性交代，這樣，既不顯得突兀，也能使讀者身臨其境，從而產生曆史的真實感。
西海固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衝撞融合之地，具有非常突出的代表性，對於研究西北，乃至整個中國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認為，過去一些學者稱遊牧民族為“外夷”，認為其野蠻、落後，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公然鄙視，甚至醜化，他覺得這都是有悖於曆史事實的輕率、偏頗之舉。為此，他更願意接受這樣的一種觀點：遊牧民族的“入侵”從一定程度上說有其客觀性、合理性袁它無疑是推動曆史車輪前行的動力，作為曆史學家，應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審視他們，書寫他們。在這一點上，他非常讚同安定郡人皇甫規的“人權思想”，認為羌族人也是“一氣所生”，是大自然的精靈，其基本的生存權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保護。摒棄以前學術界一些極左思維。如將所有武裝暴動事件輕易地定為“起義”，過高或不恰當地讚譽，而不論該事件複雜的背景，及其對社會造成的巨大負麵作用。對一些背景複雜的曆史人物，作一些機智而客觀的冷處理，這就牽涉到了一個角度和視野問題。如固原名臣董福祥，原先的曆史將他搞得過於複雜，把本該說明的問題因為本人經曆的糾結而掩蓋了，甚至忽略了，但站在“固原兵”的角度，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樣既尊重曆史，也可使一些事實得以全麵展示。作為民族地區的一部通史，反映和接觸民族宗教問題在所難免，對此他慎之又慎。采取的辦法是，爭議問題暫且擱置，而對於一些有定論的事件或人物，則一定取之於權威典籍，除一些連接上下文的非實質性文字外，一般不作輕易更改。
從一九九三年到20世紀第一個年頭的歲末，徐興亞一直沉浸在《西海固史》的深度寫作中。他常常忘情於自己的這種書寫和思考。如果當教師的妻子抽空來替他看店，他一整天都有可能坐在書桌前不挪地方。數年間，在那間陰暗的半地下室的店鋪裏，他時而踱步思考，時而正襟危坐，時而手不釋卷，時而筆動如飛，即便是在調貨往返途中的火車上，他也被曆史難題苦苦糾纏，思維跳到另一個年代。他在商人和文人之間不停地轉換著角色，賣書，讀書，寫書，樂此不疲。他仿佛沉迷於巨大的心事而自得其樂。
終於，《西海固史》最後一個章節的書寫結束了，當畫上最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句號時，他覺得“鍵盤最後的一聲輕響擊碎了一室的寧靜”。驀然回首，人生的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如果算上編撰縣誌時知識和技術上的準備時間，這本書已花去了他整整二十年的光陰。
書稿基本告竣，徐興亞沒有過多的時間享受快意。他很快雇來銀行的一位小女孩在業餘時間打印了自己的全部書稿，斷斷續續近一年。而打印的過程，就是修改的過程，有時發現一條新資料，就會牽動一個章節，甚至前後數章的關聯。就這樣，《西海固史》在不斷地修改中完善，在完善中修改，直至投入印刷廠正式出版。
之後，他便背著這些書稿尋找將“她”嫁出去的“婆家”——出版社。
艱難辛酸的出書經曆
但他沒想到第一個找上門去的“婆家”並不待見他。
第一個“婆家”是寧夏人民出版社。那時，他有著一個樸素而真摯的願望——他希望自己這部飽蘸心血的四十一萬字的書稿，最好能在家鄉的出版社出，因為“她”本身就是家鄉的一部分啊。他把“她”鄭重交給了出版社文史編輯室，為了防止編輯不負責任的應付，徐興亞還使了一點小心眼，留下後半部分的幾處錯誤標點符號沒有處理，似乎還留了幾個自己已校對出來的錯別字，試圖以待驗證編輯到底仔細看了沒有。文史室也很快通知他，書稿已交相關人員，對方是一資深編輯。於是就等。一直等了差不多近一年，在他的無數次的催問下，直接寄來的有一份特邀編輯的“審讀建議”的原件。書稿被不客氣地否定。徐興亞還是想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家鄉出版。不服此判決的徐興亞寫了一封長達十四頁的回信，有條不紊陳述了自己寫作《西海固史》的經過和一些想法，這些想法歸納起來共有十條，分別為：《西海固史》成書的客觀條件、成書的主觀條件、固原縣（即今原州區）曆史的代表性問題、《西海固史》的內容、本書的編排體例、資料的共性與個性、史料的梳理與利用、學術觀點、個人性著述、史與史話。對不負責任且學術水平有限的“審讀建議”所提的三十多個問題進行了逐一回答和批駁。雖再經努力，寧夏自費出書已是無望。
這期間，徐興亞苦惱至極，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這部著作了，像一個挑剔的旁觀者一樣將它又仔仔細細“打量”了多遍。“打量”的結果是，它確實是獨特的、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它理應受到人們的尊重和關注。她有出版問世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