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前人，為我們留下他們的曆史，使我們知道，他們也曾經在這個世界喜怒哀樂生活過，使時下的我們不至於覺得活得孤獨。
——摘自徐興亞博客
接到采訪徐興亞先生的邀約時，我正在讀他的曆史著作《西海固史》。這本書我一共讀過三遍。第一次閱讀時，當在一九九五年，那時我正在《固原日報》當副刊編輯，由於“原州史話”欄目的緣故（該欄目最初的策劃者和約稿人是張國長，我是後期接手），開始接觸徐興亞先生及他的手稿。他那時提供給我們的其實就是後來結集為《西海固史》的初稿部分，每期登載兩三千字，送一期，登一期。記得稿件都是很原始的手寫稿，抄在普通的方格稿紙上，筆力剛勁。因為過於零星，不成係統，故當初閱讀時，並未引起太多共鳴。但讀者的期待和關注卻是非常熱烈，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固原人，讀了上期等下期，有時報紙因故遲出，他們還會把電話打到編輯部來詢問。一些人還因此買了很好的剪貼本，把稿件規整地剪貼成書的樣子，以供閑時係統閱讀。盡管如此，“原州史話”還是因故停載了，時間當在一九九六年前後，如此算來，報紙共刊出三十餘期，行文至東漢初年。
這期間，就慢慢了解到徐先生的一些情況，知道他早期搞文學創作，且成績不俗，被評論家譽為“西海固文學”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新時期的拓荒者。對於他突然轉向搞史學研究，大家起初並不十分看好，認為隻是一時興起，或偶爾為之的“票友”行為。但沒想到數年之後，即二茵茵二年，《西海固史》正式出版發行，這讓許多人感覺迷惑且震驚，不相信此事是真的。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第二次較為係統地閱讀了該書，當時雖有點浮光掠影，但它給人的震撼還是深刻的、清晰的。記得當時報紙發了消息，還發了他書前所附的探討性文章《試探寧夏南史命題的提出》。作為中國西北首部地區性通史、寧夏南部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工程，徐先生默默耕耘寫作、自費出版、自己組織開首發式、自己銷售。問世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的關注。據徐先生自己透露，《寧夏日報》發布的一條消息，還是他本人托一位朋友幫助發表的，稿件也是他自己所寫。盡管如此，社會各界和讀者的反響卻是空前熱烈，短時期內，一千五百本書售出，定價四十元的一千本平裝本售罄。竟在固原各階層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西海固史》熱。多年來，人們還在議論評說這本書。一本史學著作如此長久占據人們話題的事件，這在固原似乎還是第一次。
一晃近十年過去了，又一次重新閱讀它，自是有種別樣的感覺湧上心頭。作為一名普通讀者，當然最感興趣的還是它那豐富而多彩的內容，其次是它質樸、紮實、準確而不失優美流暢的文筆。放下《西海固史》，徐興亞先生的形象竟一下子布滿了腦際，這個倔強而執著的人，他似乎要透過白紙黑字而從我眼前的書中跳出來——他的華發、他的步態，以及他那冷靜而堅定的目光……
作為一部地方通史，《西海固史》融古今史書編寫之體例，詳細敘述了自傳說時期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寧夏南部西海固地區的數千年曆史，內容涉及地理、建置、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人物、教育狀況、民族關係等諸多方麵，被專家譽為“中國西北第一部地區性通史”，是一本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空白的“嚴謹、厚重之作”。再加之大量珍貴的曆史及文物照片和明白通暢的敘述方式，使該書不僅好讀、耐讀，且具有了其他同類史書所沒有的強大衝擊力。特別在今天再提西部大開發的大背景下，該書以研究、總結西海固貧困地區在曆史、人文、自然、社會等方麵的根源和原因為目的，是時代的需要，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義和現實觀照。
接到采訪任務之後，我仔細閱讀了多位專家對它的中肯評價，也走訪了多位與徐興亞相知甚深的親朋好友，之後便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平心而論，徐興亞並不具備成為一個撰寫地方史者的先決條件，他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專業培訓，他的文憑至今是“高中”，他的履曆也極為簡單——除兩年“上山下鄉”的插隊生涯外，他基本上沒有長時間離開過固原城，從原州區文化館退休時的身份為研究館員。
那麼，《西海固史》的誕生，是偶然、必然？是“前定”，還是一個人明晰了自己的目標之後孜孜以求所結出的“繁花碩果”？
或許，這一切的一切，隻有等我們走入他的內心深處，才能找到準確答案。
那個冥冥之中的“前定”
徐興亞先生的家在固原城一個名叫小南寺巷的小巷子裏。小巷東西走向，隱在城中，如果不是有人特意指點，要找到它還真得費點時間。這是一條迄今還保留著老城某些民居特色的小巷。走進巷口，一條不太規整的土路會把它和周邊的環境截然區分開來，巷子兩邊皆為民居，有新修的磚樓，新蓋的瓦房，也有早年間留下來的老式庭院。很顯然，這條小巷已有些年頭了。徐先生的家就在小巷中間的一座坐南向北的院子裏。院子裏有花園、石獅、照壁，還有一間顏色古舊、式樣別致的清代上房。繞過照壁，一眼就能看見緊傍院子的那段固原古城內牆，徐先生說這就是目前僅存的漢代高平第一城的遺跡——這似乎是一種暗示，看見那段荒草萋萋依然高大的殘牆，我無端地覺得住在這樣的一座院子裏，就應該和固原的曆史多多少少發生一些什麼。
一直以來，我有一個樸素的習慣，覺得要在短時間內采訪並熟知一個人，必得從他的家傳淵源和生長環境入手，我覺得隻有這樣，或許我們會在不經意間發現一個人某種特殊的成長“軌跡”，或曰“依據”。
確切地說，徐先生祖籍應為湖北黃陂，他的祖上因為什麼來到固原定居史無可考，他自己本人也說不大清楚。他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祖父曾是一位地方名士。後來，我很快就在當地誌書中查到了：徐步升，字雲階，生於書香之家，好學強記，博覽廣識。光緒二十九年，入京會試，中副舉，候選州判。此後，從政任教，曾創辦五原書院（即固原中學的前身），並任山長（相當於校長），編修《民國固原縣誌》，為總纂。他關心時政，憂國憂民，曾以《上大總統西北邊務條陳》為題上書北京政府，陳說西北邊境利弊，提出頗有見地的國防策略，在地方各界名動一時。後來，在得知北京政府擬修築隴海鐵路時，他立即代表以固原為中心的周邊幾個州縣議會，撰寫了洋洋五千言的《上交通部書》，陳述緣由，縱論意義。如此算來，他老人家應該是曆史上關心固原鐵路建設的第一人了。老人家還擅詩文，有《原州八詠》及《固原震災行》等作品為人稱頌，一生灑脫自如，為人曠達。相傳夫人謝世時，他“皓首執紼”，傳為美談。
徐興亞的父親徐頤也是一位民國時在固原有影響的文人，他曾一度以教書為生，業餘寫作，其代表作《韓練成事略》《滿江紅·塞外感懷》等文章詩賦被當地誌書收錄，文采斐然。
對於這兩位從未謀麵的祖、父輩親人，徐興亞自是非常欽慕，他想，自己後來鬼使神差入了寫作的道兒，並孜孜以求於地方史誌研究，或許和自己祖上的這點基因血脈是有一些關聯的。
與文字結緣
其實，徐興亞與文字結緣還是從文學創作開始的。
徐興亞從小就生活在固原城裏。自打記事起，他就和業已寡居的母親生活在一起，而曾經輝煌一時的先人，留給他的，除一大堆觸摸不到的名頭，就是一個人人都不待見的高成分。家道中落，境遇淒冷。小小年紀時，徐興亞就知道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來慰藉自己，這使他與同齡人相比自是多了一些敏感、倔強、內斂。
他記得，那時固原城還沒有被破壞，店鋪街坊還殘存著古老的印記，走在不大規整的街麵上，有時小販的一聲悠長叫賣也能把人帶入一種昔年的遐想中。那時，固原城高大的磚包城牆像一道規整的屏蔽，黃昏飯罷，一些大人到城牆上散步，他則約了同齡的孩子到上麵玩耍、做遊戲。城外有河，有樹，有人家，還有一群群像雲彩一樣起起落落的烏鴉。站在高大整齊的城牆上，方圓地界上的一切盡收眼底，而黃昏時雄壯的山城圖景則使幼年的徐興亞竟有了一種奇怪的思古幽情，就像突然間在腦際產生的美妙幻覺。
其實，真正讓徐興亞感興趣的地方還是固原縣圖書館。這是一個令徐興亞流連忘返的地方。它先坐落在南關口，後搬遷至小南寺巷東口對麵，離家僅百米而已。在這裏，徐興亞很早就讀到了一些大家熟悉的中外名著，如中國古典小說、西方文學名著，以及俄羅斯、蘇聯文學作品等，當然，這種不經意間的閱讀，很快就使他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十九歲，徐興亞高中畢業，留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二十一歲時，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到離家百裏之外的寨科公社插隊落戶。兩年之後插隊結束。這兩年結結實實的農村生活，除了給予他肉體上的磨煉之外，還使他零距離地與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邂逅，如花兒、民間故事等等，這為他後來曾一度獻身民間文學集成打下了堅實伏筆。
二十三歲時，徐興亞參加工作，成了固原縣河川中學的一名代課教師。早年間埋藏在心底的那顆文學的種子開始悄悄萌動——他試著向當地的報刊投稿了。這正應了那句千年不變的老話：“文學生於困窘。”
一九七二年，他的小說處女作《山裏的孩子》在寧夏日報發表，引得上上下下一片好評。同年七月，他被縣文教局調到縣教研組，再次成為了山城固原的一分子。
由於愛好文學的緣故，後來自己要求調進縣文化館，成了一名專事群眾文化（主要組織群眾業餘創作）的文化館幹部。這期間，徐興亞發表了一批很受好評的散文、小說，同時也撰寫了一些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的寫實作品。如他采寫的長篇報告文學《風雨舞台》，表現的就是著名秦腔老藝人丁醒民的獨特生活，在《六盤山》雜誌連載後，當地讀者很是喜愛，評價甚高。也許是曾經有過數年教師生涯錘煉的緣故吧，一段時期，他非常熱衷於兒童文學創作，其中一些作品還在諸如《巨人》等大型兒童文學刊物發表，同時，他創作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先後三次在寧夏文學藝術評獎中獲獎。
一邊寫作，一邊做與地方文化有關的研究工作。那時，全國民間文學集成剛剛開始，各地文化機構相機而動，在民間文學的各個領域積極開展工作。當然了，這項工作最終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身上。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四年間，他一共主持搜集、整理，並出版了全國民間文學三項集成固原縣資料本：《固原民間故事》《固原民間諺語》《六盤山花兒兩千首》等，得到該領域多位專家好評，其中《六盤山花兒兩千首》，獲得過自治區宣傳部、自治區文化廳、自治區文聯獎勵。他還創辦過一本名叫《六盤虎嘯》的大型燈謎刊物，在同行業界口碑極佳。並獨自主編過數本群眾文化內部刊物《南飛雁》《農村俱樂部》《迎春》《春聯集錦》《春官詞》等。
直到這時，他應該是初步完成了《西海固史》寫作之前紮實的文字修煉。
性格決定命運
“性格決定命運”。文章寫到這裏，筆下忽然蹦出這樣一句話。這句話用在徐興亞身上可謂恰如其分。
在短暫的采訪中，我不止一次聽人說過：“老徐這人性子直，愛較真，隻要是他認準的理，非弄出個子醜寅卯來不可。”
他率真、率性，敢於冒險，這在熟悉他的人中幾乎達成了共識。
在采訪中，有三件事給我印象極深。
一件事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張易公社的貧窮落後全自治區出名。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固原縣張易公社黨委舉行了縣委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果斷、毅然決定十三個大隊普遍實行“包產到戶”責任製，一九八茵年，“包產到戶”僅一年，奇跡出現了。張易公社基本甩掉戴在頭上十四年吃回銷糧的帽子。而這時，自治區各級黨政部門和媒體對“包產到戶”仍在激烈爭論中，“縣上領導在爭論，爭得麵紅耳赤；地區領導在爭論，爭得拍案而起；自治區領導在爭論，爭得夜不能寐。黨委部門在爭論，行政部門在爭論，業務主管部門在爭論，宣傳部門在爭論，黨的喉舌——《寧夏日報》編輯部的同誌一上班就爭論，一時人人說張易。”（引自徐興亞著報告文學《張起生活的風帆——張易紀行》）。那時，還在固原縣文化館工作的徐興亞敏銳地感覺到，這可能就是寧夏農村改革將要來臨的報春訊息。於是，他獨自徒步深入張易村村隊隊，進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訪，一個月之後，一篇題為《揚起生活的風帆》的報告文學就誕生了。這應該是寧夏直接反映農村改革的發軔之作。但是，由於寧夏當時對農村改革開放的態度，他的報告文學並未公開發表，僅僅登載在自己主編的固原縣文化館出版的一份名叫《南飛雁》的鉛印內部刊物上。盡管如此，他的敢為天下先的大膽舉動還是得到了一些有識之士的充分肯定。一九九八年，人們終於認識到了這篇文章的價值和重要性，他本人也因此獲得寧夏改革開放、搞活成就報告文學獎。於是在事隔八年之後將它收入當時由寧夏文聯主編的一本報告文學集裏。
另一件事發生在一九八六年，那時，洶湧澎湃的商品經濟大潮已席卷了全中國，各行各業都在經受著它的巨大衝擊。這時，敢於冒險和喜歡接受新鮮事物的徐興亞再也坐不住了，他決定親自“下海”到潮頭搏擊一番。
他選擇了開書店。剛開始時，他雇了店員，因當時所租的店麵還沒落實，便在鬧市街頭擺了個地攤，鋪開一大片塑料布，把剛剛調來的新書按類別一堆一堆攤開，這情形頗有些像街頭小販的分堆售菜。後來他就在靠近人民會堂的一側租了一間門麵，取名為“良友書店”。良友書店後來真正成為了固原讀書人的良師益友。因為這個書店裏的書，並不像正規書店那樣刻板，也不像一些偽書店那樣嘩眾取寵，它所有擺在貨架上的書，都是最新、也最受讀者歡迎的熱點書，能滿足各個階層讀者群的購書需求。
由於經營理念新，書籍新，進貨快，作為民營書店一枝獨秀，不久它就占有了固原市場的很大份額，當時固原新華書店社科書籍經營也似乎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