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的農工階級，表麵上似乎很熱鬧，各行有各行的工會，各鄉有各鄉的農會，此外還有農工商學界的大聯合會，然而實際，他們的結束力很弱。幾個農工運動的小頭目，又都是小政客出身，對於政府的措施，非但沒有監督促成的決心，有時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運動，甘心作幾個人的爪牙，來摧殘同類的。因之一行中的工會和他行的工會衝突者有之，或霓在同一工會之內，分出兩派來爭鬧者也有之。當農工運動起來的初期，農工階級全體沒有自覺的時候，這一種現象，原是免不了，但以農工為基礎的國民政府之下，有這樣的事實發生，至少也是首領人物，應該反省自責的地方，而幾個野心者，還在居中利用，因此在建築他一個人的地位和聲望，這豈不是世界革命的一大恥辱嗎？所以有人說，廣東是一個牛奶海，許多左派，到了廣東，顏色都變了。這一句諷刺，希望真正為民眾工作的人，不要忘了才對。
廣州的情形複雜，事實離奇，有許多關於軍事政治的具體的話，在目下的狀態裏，記者也不敢說。總之這一次的革命，仍複是去我們的理想很遠。我們民眾還應該要為爭我們的利益而奮鬥。現在總要盡我們的力量來作第二次工作的預備，務必使目下的這種畸形的過渡現象，早日消滅才對。不過我們的共同的敵人，還沒有打倒之先，我們必須犧牲理想，暫且緘守沉默，來一致的作初步的工作。未了還是中山先生的兩句話：
“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賞析】
《廣州事情》一文揭露了當時廣州革命陣營中種種不良傾向和存在的嚴重問題，號召人們不要放鬆警惕，還要為“爭我們的利益而奮鬥”，因為“這一次的革命”仍離“我們的理想很遠”。此文發表之後，創作社同仁如成仿吾、郭沬若等人認為當時北伐戰爭正在進行，廣州政權雖然存在種種弊病，但並沒有公開和革命勢力決裂，因而不便予以公開揭露與反對，以免影響北伐的進程。於是郭沬若、成仿等人先後寫信或文章對鬱達夫予以指責。
然而鬱達夫是位憂國憂民又激情澎湃的熱血男兒，他的所作所為往往率直、磊落，他常常無法抑製住自己心中的激情。他看到北伐之後建立起來的廣州政權仍然是腐朽的，黑暗的，不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政府仍在說政府的話，被壓迫階級的滿肚皮的苦楚，仍舊是吐不出一二分來。”然而一般人卻看不透這裏麵的情形，覺得鬥爭取得的成果已經很令人滿意了。目睹這種現實，作者感到此時“是該代民眾說話的時候，不是附和軍閥官僚，或新軍閥爭權奪勢的時候”（見《新生日記》），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寫下這篇見解深刻獨到，淋漓酣暢的文章。
作者在文中揭露了新建立的廣州革命政權存在著的許多弊病：政府官僚貪汙腐敗，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與“敲刮”，實際上卻分歧、衝突不斷，“結束力很弱”，不能真正代表和維護工農群眾的利益等等。作者慷慨陳詞將時局的各種弊病一一揭示出來，條理清晰，有理有據，令人信服。
鬱達夫雜文政論的特點是語言犀利、尖刻，批判力強，火藥味十足，體現了作者眼光的敏銳、見解的深刻和敢想敢說的耿直品格。從鬱達夫的雜文政論中，我們往往能看到他敏銳、深刻、鐵骨錚錚、寧折不彎的強硬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