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數年，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後麵西三條的小房子裏，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裏，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製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胡同的老宅裏。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裏，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曆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裏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和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裏的。這一所大房子，係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裏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化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隻有他們才是真正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隻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工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裏閑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麼？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隻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蓮戲等，最多也隻聽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裏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於目蓮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裏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隻剩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讚成，並且很幽默的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己氏鬧反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鍾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後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