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作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裏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部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壽裳，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簽事，故而部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麵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麵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尤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女士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麵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正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鬆。”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誡告親屬似地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絲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罷！”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裏，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以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裏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裏。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土，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隻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麼？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土，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隻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裏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John Halifax 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襖裏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裏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裏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也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裏喝過白幹；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