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裏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麵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裏，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裏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鍾以後，正是報館裏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隻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麵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智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征；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出的刊物，無論那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吊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鬧熱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隻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見麵，不知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麵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裏——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兒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裏。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鍾。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麵，正當胡同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裏長著三四棵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裏當簽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裏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隻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閑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胡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裏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廚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隻有一方硯瓦，上麵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象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發胡同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麵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製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也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