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大千皆淚海，為誰惆悵為誰顰
祖國在我心中
杜鵑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淚傷秋瘦。
——李叔同《秋柳》
李叔同生存的那個年代，正是我們祖國的多事之秋。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領土上橫衝直撞、肆無忌憚，稍後又是軍閥連年混戰，內憂外患，把偌大一個中國折騰得民不聊生，處處哀鴻遍野，多少人流離失所，身陷水深火熱之中。
麵對這樣一幅悲慘的景象，身為一個熱血男兒怎能袖手旁觀而無動於衷？於是李叔同奮筆疾書，繼而東渡扶桑尋求救國之路，內心深處的大悲全都化作了拳拳愛國之心，就是在出家之後，他的寮房牆上寫著“念佛不忘救國”的字樣。李叔同的一生沒有一刻不想著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愛國之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亙古不變的傳統美德。盡管生活經曆、社會遭遇可能會給人造成種種創傷，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卻一直是維係人們奮發圖強的精神支柱。而對於那些對國家一片赤誠的人，曆史也從不會把他們忘記。
愛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首先從愛自己的鄰居、宗族和家鄉，愛生養自己的那一片土地開始。國家，也經常被叫做“社稷”，社稷最初的含義就是古人祭祀的土神和穀神。愛國，屬於一種知恩圖報的感恩情懷。
究竟怎樣算愛國呢？就是做對國家有益的事。哪些事情對國家有益呢？這需要自己拿出判斷來，看自己的行為是不是能夠不失國家的尊嚴，是不是對國家的發展強大帶來好處。
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在總體上是不矛盾的，俗話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想一想還不遠的日本入侵下的中國百姓日常生活就知道了。這種國難當頭的時候，保家衛國，抗暴禦辱，一直是令人激賞的英雄，除了張自忠等抗日名將外，古代最著名的例子還有嶽飛、文天樣、戚繼光、鄭成功，等等。他們置生死於不顧，正如林則徐所謂：“苟利國家生死矣，豈因福禍趨避之？”東漢名將馬援，不顧老邁，提出了“馬革裹屍”的報國信念。書法大師顛真卿的家族以愛國著稱，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力勸叛將李希烈歸順唐朝，而終於殺身成仁。革命女俠秋瑾，則以“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詩句，抒發自己為國為民、不怕犧牲的豪情壯誌。
國家，並不是一族一姓的國家，所以愛國並不能直接等同於忠於某一個皇帝老子。當敵人俘虜了明英宗以要挾明朝的時候，於謙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毅然領兵抗敵，保衛國土。這是一個非常光輝的愛國壯舉。即使國家危亡，覆水難收，不能一時扭轉乾坤的時候，我們也不該喪失信心。顧炎武提出：“有亡國，有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的意思是：一姓一族的王朝更替是“亡國”，仁義閉塞、道德淪喪而至於失去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亡天下”。這句話將文化視為國家的命脈，極大地擴展了愛國主義的內涵。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不斷激勵著仁人誌士為國奮鬥。
範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詩人屈原、杜甫，史學家司馬遷等人都是這種精神的光輝榜樣。愛國愛家，目的就是為了國家自立和自強，不僅僅是軍事的，還包括文化的、外交的、經濟的等等。在和平時期，我們應該做的，像李叔同那樣，時時刻刻把祖國放在心中，激勵自己從自我做起。李叔同“念佛不忘救國”，我們不用念佛，隻須從身邊的小事做起，踏踏實實地在各行各業中努力進取即可。
生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應該善而待之昔日互殘殺，而今共愛親。何兮物與我，大地一家春。
——李叔同《冬日的同樂》
1928年農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師在行船上看到一隻老鴨被關在籠子裏，據鴨主人說這老鴨肉可以治病，此鴨正是送給鄉間病者宰殺食肉的。弘一大師聽後，倍感老鴨之不幸。他於是懇請船主替老鴨乞命，並表示願意用三金贖老鴨。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鴨終於免其惡運，隨大師一同下船。事後，弘一大師特意讓豐子愷將老鴨的造型繪出，一並收入《護生畫集》。弘一大師為此畫的題詞是：“罪惡第一為殺，天地大德曰生。老鴨劄劄，延頸哀鳴；我為贖歸，畜於靈囿。功德回施群生，願悉無病長壽。”
弘一大師對待護生的態度可謂鄭重之極。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後有這樣的回憶：“猶憶十年前和尚偶過上海，向坊間購請仿宋活字印經典。病其字體參差，行列不勻，因發願特寫字模一通，製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經。還山依字典部首逐一書寫，聚精會神，日作數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當意，即易之。期月後書至刀部，忽中止。問其故，則曰：刀部之字，多有殺傷意，不忍下筆耳。其悲憫惻隱，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