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片草地上，是好幾尊列寧和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如恰佐夫所作的“列寧”、托羅佩金所作的“年輕的列寧”、杜馬尼揚和奧列霍夫合作的“勃列日涅夫造像”、比楚科夫所作的“列寧”和“勃列日涅夫”等。雕像的背後是巨大的、鋁合金的蘇聯國徽，不知取自何處；另一條鋁合金的大幅宣傳標語“蘇聯，和平的支柱”，我記得原來是豎在列寧大街南端的。在這裏，列寧又與他的國徽相遇了，與年輕的自己相遇了，與他的繼承者相遇了。在這裏，政治的嚴峻和冷酷，被曆史的沉著和藝術的溫馨所化解了。
1991年10月24日的莫斯科市人民代表會議，無疑作出了一項聰明的決定。這同時也表明，經過一場疾風暴雨式的社會大動蕩後，俄羅斯人的心態已經逐漸平和了，人們對曆史的認識也逐漸理性化了。
坐在這些雕像旁，我在紛亂地思考著政治與藝術的關係。首先，政治和藝術作為兩個最需要勇氣、最需要創造力的領域，似乎有著某種先天的聯係，兩者間絕對的相互獨立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化的藝術和藝術化的政治也許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由政治派生出的藝術，不僅有可能是藝術的，而且有可能比政治更持久，藝術以暫時的附屬地位換取了恒久的存在；最後，藝術化了的政治，便已不再是政治，藝術像一種神奇的仙藥，能使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政治煥發出生命的綠色。
然而，數月之後，當我又一次來到雕塑公園，卻見斯大林的雕像前後又多出了許多雕塑，斯大林的左前方是林立的木雕。一個個瘦長、扭曲的人體在痛苦地掙紮著，他的右前方是一堆亂石，每一塊石頭都像一個蜷曲著的囚徒。斯大林的身後，是一段鐵絲網，鐵絲網後擠滿著頭顱般的大鵝卵石，石頭上是或清晰或模糊的人的五官。看來，斯大林就是在這裏也難以躲避追究；看來，藝術就是在這裏也難以躲避政治。這些新添雕塑的政治態度是鮮明的，可它們卻破壞了公園裏和諧、完整的藝術氛圍。
又過了不久，莫斯科的媒體上傳出一則消息：俄共議員占多數的國家杜馬通過一項決議，要將藝術公園中的捷爾任斯基雕像再放回市中心的盧比揚卡廣場。有人認為這是共產黨議員們的有意挑釁，意在試探其對立陣營的忍耐程度；有人則認為這是恢複曆史、還社會以公道的正義之舉。不管怎樣，這個消息表明，在眼下的俄羅斯，公園裏的紀念碑還難以成為純粹意義上的藝術品。
深秋的一個黃昏，我又一次漫步在雕塑公園中。樹木開始落葉了，有幾枚黃葉飄落在那些雕像上，它們隻停留片刻，又緩緩地順著雕像的身體滑落到草地——就像是曆史的撫摸。
願意記憶曆史的國度
林精華
很多年以前，我和許多讀者一樣，滿足於通過“文字”去了解俄國。而各種文字的文本，無論是政治學的，還是曆史學的，抑或文學批評的，甚至文學作品，無不訴說著俄國人極其熱衷“革命”、挑戰傳統。諸如公元988年，出於統一古羅斯人多神教信仰的政治需要，弗拉基米爾大公強製性地從拜占庭把東方基督教引入古羅斯，經過他及其後人的革命性努力，外來宗教本土化有效地改造了東斯拉夫文明結構，使俄國進入了基督教文化圈；1480年擺脫韃靼蒙古人統治後，尤其是伊凡雷帝以來，又用“革命”手段，推廣蒙古的東方遺產，強力改造古羅斯，使之成為跨歐亞的古羅斯帝國。18世紀伊始，彼得大帝用“革命”方式，強力推行形式上的西化，把古羅斯建成具有西方文明樣子的俄羅斯帝國，盡管實質上是繼續強化了農奴製和莊園製度。而後來的葉卡捷林娜女皇、亞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等，分別在啟蒙運動、農奴製改革、資本主義等名義下，進一步用“革命”手段引進西方文明、強化帝國；而這種矛盾性的“革命”，其結果是導致列寧及布爾什維克成功地進行了十月革命，從而開辟“人類曆史新紀元”——以為給人類發展找到了第三條道路。而此後70年蘇聯曆史，基本上是在“革命”車輪上前行的，包括如何堅持社會主義革命、怎樣對西方開展“革命”、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等。即便是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民主化的改革，也是打著人道主義“革命”的旗號。至於1991年蘇聯解體，那更是悲壯的“革命”性舉動。而且，近15年來的變革，各種文字描述的情形，無不是又一輪的“革命”，從“合法”打擊堅守“蘇聯”的共產黨，到“合法”打擊金融寡頭，不用“革命”，幾乎難以有效描述俄聯邦的曆史。
來自文字記錄的俄國，被形形色色的“革命”所籠罩著。這類文字製造了一種幻覺：俄國是不可能保守文化傳統的，蘇聯就是一個沒有曆史記憶的理論化產物，突然冒出來的獨立國家聯合體是沒有曆史根據的——是一些政客實現個人政治抱負的結果……
可是，當我初次踏上俄國大地的第二天，就對文字所記錄的“革命”俄國疑惑起來：
我所在的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照例在9月1日開學，並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可是，典禮的儀式卻來自十月革命前：校長隻是簡單致詞，各方嘉賓到場講話，學生代表和教師代表講話，重要內容是本社區中主要教堂的最著名的神職人員到會演講，並朗誦聖經中有關教育的章節，給所有師生灑聖水，並祝願大家新學年受上帝護佑，學有進步，健康快樂。
這樣的儀式能保留下來，並非俄聯邦突然對東正教感興趣起來，有意識地把宗教引入教育，而是受益於曆史經驗——東正教傳統在俄國基本上沒有中斷過。按照俄國人的諺語，莫斯科是上帝庇佑之城，這兒有教堂1 600座。偶然認識的科學院斯拉夫—巴爾幹研究所研究人員伊萬諾夫告訴我說，許多教堂在十月革命後一段時間被毀壞了，但破壞教堂之風很快就被中止，即便是無神論政策最為盛行的1932年，在列寧格勒還創建了國立宗教史博物館。盡管該館在1954—1990年間是作為宗教和無神論史而存在的，但所陳列的文獻、物品，還是讓觀者看出宗教之於俄國的重要性。至於不少教堂後來的凋敝，是因為蘇俄人的主流興趣轉向了其他方麵，沒有經費讓教堂運轉起來，而土磚建的建築是經不住年久失修的。相應的，聖經的出版，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基本上沒有被中斷，如俄羅斯1953、1970、1975—1978和1989年幾次再版《新約》和《舊約》，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等在40至60年代也多次再版《聖經》。的確如此，我到過莫斯科及其各個方向郊區100座以上教堂，發現人煙稀少的郊區小村鎮的教堂破敗得很嚴重，也少有香火（好幾次，隻有我和俄國朋友拿著旅遊地圖，在雜草叢生的廢墟上察看破舊教堂），而人口稠密的市鎮的教堂則香火旺盛，諸如莫斯科近郊的新耶路撒冷和謝爾蓋小城、遠郊的蘇茲達裏，出入那兒教堂的人絡繹不絕，在有些教堂的確能看到蘇聯出版的《聖經》。特別是市內各大教堂，大多修繕得富麗堂皇，尤其是2000年才又建成並重新開放的救世主大教堂，基本上是參照十月革命前的舊樣子而來的，而且這兒特別存放了多種蘇聯時期出版的《聖經》；而紅場的著名，並不僅在於它曾經是國際共運的“革命”中心，更在於同克裏姆林宮相對應的聖瓦西裏·波拉仁內大教堂——著名史學家亞曆山大·拉辛的著作《俄國古代和當今存在的修道院和重要教堂曆史記載全書》（1852）說，16世紀這座教堂就已經蜚聲整個（俄）羅斯和歐洲了。
不隻是基督教傳統得到了延續，即使信仰伊斯蘭教的車臣人在最近十多年與俄國打了兩場戰爭，並不斷讓恐怖主義活動升級，伊斯蘭教在俄國同樣受到重視，喀山克裏姆林宮已成為俄國的伊斯蘭教博物館（МузейИслама）。
其實，在俄國，隻要有人煙之處，除了能感受到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之於羅斯—俄羅斯曆經千年磨難而不斷煥發出新魅力、體驗到宗教在“革命”氛圍中蘊藏著巨大的生命能量之外，還能時刻觸摸到俄羅斯社會構成中的各方麵“傳統”。
說到俄國文化傳統，最直觀的當屬俄國的城市建築。在莫斯科，從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沿著著名的別列契斯捷恩科大街通往紅場隻需要步行30分鍾左右，可是這條大街兩旁很多建築仿佛似曾相識。原來這是國內見不到的“另類”文字曾記錄過的，如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和神學家謝爾蓋·索洛維約夫（1885—1942），給他的叔叔、俄國傑出思想家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1853—1900）所寫的傳記《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生活和創作發展》（1922—1923），或者蘇聯哲學家洛謝夫的未完成之作《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及其時代》（1990），分別記錄了這條通往莫斯科大學老校園的街景，在今天仍舊清晰可辨。其實，遠不隻是這條街沒有因為俄國曆史動蕩而變得麵目全非，相反，整個莫斯科的建築都保留著曆史風采。對照著名的史學家和建築家A.馬林諾夫斯基的《莫斯科評論》（1992）、水彩畫冊《老莫斯科遊覽》（1996）、B.基廖羅夫斯基的《莫斯科和莫斯科人》（2003）、H.莫列娃的《莫斯科——首都》（2003）等文字、圖片，我們看到曆經多少次戰火、意外火災，莫斯科的建築、市容，大多能依據傳統而得到重建。正因為這樣的傳統力量，蘇聯也未能破壞帝俄的莫斯科風采，而顛覆蘇聯的俄聯邦同樣沒有改變蘇聯的莫斯科——外交部、莫斯科大學主樓、烏克蘭飯店等斯大林式的8大建築，繼續成為莫斯科引以為榮的景觀。特別值得說的是，我們今天能看到500年前建的克裏姆林宮：1480年伊凡三世完成了推翻韃靼統治、統一羅斯的大業，以雙頭鷹標誌作為國徽，自詡“全羅斯大公”，將羅斯定位為東正教的都國、把莫斯科稱為“第三羅馬”，還把克裏姆林宮視為實現重建國家的宏偉理想之基礎，並於1485年開始對克裏姆林宮的大規模擴建。工程遵從曆史演變格局，曆時15年之久修建成功——總麵積27.5公頃，城牆總長2 235米，高度依地形不同和防禦需要為5—19米、寬3.5—6.5米不等，間隔建立18座塔樓，基本材料為紅磚。雖曆經彼得大帝遷都彼得堡的磨難、十月革命期間臨時政府軍和布爾什維克部隊為爭奪克裏姆林宮曾持續多日的軍事衝突（全俄宗教會議出麵調停，雙方很快終止），但克裏姆林宮的城牆、造型各異的塔樓、雄偉壯觀的教堂和鍾樓等仍舊如初。
莫斯科建築是這樣有曆史感，後來去聖彼得堡、普希金城、諾夫格諾德、雅羅斯拉夫、下諾戈羅德、喀山等，發現各個城市建築同樣保持著俄國曆史風範：絕大多數重要城市中心總有自己古老的克裏姆林宮，有自己曆史悠久的步行街，即便是由伏爾加格勒改稱斯大林格勒，也沒有推翻曆史建築，而重回伏爾加格勒之名後，也未發現它消磨掉了斯大林的風格。
其實，穿行在莫斯科或彼得堡或其他市鎮，能隨時聞到穿越時代的教堂香火、能隨地看到經曆戰火或製度更迭而不變的俄式建築，還會一不小心就碰到各種紀念碑或博物館。說到博物館，起初我從莫斯科旅遊手冊上得知，這兒有150餘座。我以為，那是裝模做樣的紀念館，純粹是莫斯科人為了介紹莫斯科，故意添列的一些華而不實的項目，因而壓根就沒把看博物館當一回事。一個意外徹底改變了我：一天上午，偶然發現自己住處旁邊就是托爾斯泰街，沿著這條街隨意散步，居然發現了國立托爾斯泰莊園博物館，便買了5盧布門票進去，準備隨便看看，一會兒回食堂吃午飯。沒想到，一看就是3個多小時。我為這座1920年就改建而成的博物館所震撼了（其實，1911年作家之妻C.托爾斯泰雅已經把這座莊園轉讓給莫斯科市政管理機關，當做托爾斯泰讀者的圖書館）！這兒收藏的豐富文物和史料，生動地告訴了我很多很多：這個麵積比一個足球場略小的莊園坐落在高大的白樺樹林裏（居然在1812年戰火中劫後餘生），1882年由托爾斯泰購得，此後直到1901年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居住於此。這兒很快便成為俄國知識分子經常聚會之所，契訶夫、高爾基、列賓、劇作家A.奧斯特洛夫斯基、史學家科留切夫斯基、音樂家拉赫瑪尼諾夫和裏姆斯基—科薩可夫等名流多次來這兒拜訪托爾斯泰——我從中感受了中年的托爾斯泰和俄國知識界的密切關係；看到包括《我信仰什麼》、《伊凡·伊裏奇之死》、《複活》、《教育的果實》、《哈吉·穆拉特》、《什麼是藝術》等名作的手稿，仿佛置身於作家的創作情景之中；還有機會親耳聽到了托爾斯泰當年和來訪客人談話的錄音；盡心品味列賓所畫的托爾斯泰肖像、托爾斯泰的日記手跡……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做夢也沒想到，居然和大師作鄰居——相距不足5分鍾散步路！（這種激動心情，促使我幾天後去了位於克魯泡特金地鐵站附近的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該館也是蘇聯政府很重視的文化遺產，如二戰到來之際的1939年8月2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布《關於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決議文，決定戰時要加強保護托爾斯泰生平創作和生活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