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俄羅斯的民主與政治
劉文飛
夾生的民主
解體後的俄羅斯，喪失了超級大國的地位，軍事、經濟實力都有所衰弱，甚至連體育和藝術的水準也在不斷下降。在蘇聯解體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它最值得驕傲的事情，也許就是其民主製度的建立了。在當時的俄羅斯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俄國人關於自己屬於“西方文明世界”、係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自稱。
這的確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多種黨派和政治集團並存，總統和國家杜馬均實行直接選舉，人民享有空前的言論自由。比如，新聞和出版似乎不受任何控製，電視上，常可以看到政治諷刺木偶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切爾諾梅爾金、久加諾夫、亞夫林斯基、日裏諾夫斯基，甚至是後來當選的總統普京等政界的活躍人物，無一例外地都被製成了木偶，他們的觀點、言論和舉止，經過“提煉”和誇張，再借木偶的嘴說出來，借木偶的手腳做出來，具有入木三分的諷刺力量；在地鐵和街頭的書攤上，各種出版物公開擺放，宗教的、色情的、嚴肅的、通俗的、文學的、技術的，比肩而立，甚至連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也赫然在列；各種報紙，無論是左派的、右翼的，還是中立的，對諸如總統的最新決策、議會的重大議題和政府總理的更迭這樣的國家大事，均都采取靜觀或冷嘲的報道態度。比如，在葉利欽時代走馬燈似的總理更換中，普裏馬科夫被選中擔任總理，《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在報道這一事件時，用醒目的大字推出這樣一個標題：《俄羅斯又出現了一個新超人》，並議論道，“超人”屢屢降臨俄國，葉利欽、蓋達爾、切爾諾梅爾金、基裏延科，如今又是普裏馬科夫，每一次，俄國人都被告知，他們這一次有救了，可每一次俄國人都很快地對救星感到了失望，且看普總理這回如何操作。再比如，國家杜馬的每一次爭論幾乎都是曠日持久的，有時竟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不同的派別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無論是前共產黨還是新納粹，無論是親西方的民主派還是認同俄國本土力量的民族派，各種力量都有機會通過媒體、集會和遊行等顯示自己的存在，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在解體之後的俄羅斯的所見所聞，卻又往往使我感覺到，俄羅斯當前的民主似乎是一種“夾生的”民主。首先，大到國家的警察製度，小到一個單位的出入管理製度，今天的俄羅斯仍沿襲著過去的一套。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隨意盤查任何人的“證件”，對證件齊全的外國人也往往以種種借口刁難，以獲得某些可以私下裝進腰包的“罰款”；出入各種單位都要經過繁瑣的檢查，甚至連大學的校門口也設有檢查證件的門衛，且多為麵色陰沉的彪形大漢；外國人的行動自由受到很大的限製，每移動一步都要重複“簽證”，此等現象隨處可見。社會治安狀況非常差，搶劫、凶殺等惡性案件不斷發生。警察也許是一個民主國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在一個警察不負責任、肆意橫行的國家中，人們的民主和自由又能由誰來提供保障呢？
其次，在民主的大背景下，新的不平等、不公平現象愈演愈烈。一方麵，大街上嶄新的奔馳、寶馬、沃爾沃等名牌轎車川流不息，身著名牌西服、手持移動電話的“新俄羅斯人”邁著矯健的步伐你來我往（據說他們的月收入超過一萬美元），市中心一家連一家的銀行裝修得豪華而又典雅；另一方麵，地鐵車站和過街通道裏的乞討者卻比以前增多了，許多老年人已連續數月，甚至數年沒有領到他們微薄的退休金，連大學教授和科學院院士也難以僅靠工資度日。從地區來看，僅莫斯科一個城市就集中了全國80%以上的資金和消費品，全俄其他廣大地區的平均收入和商品供應水準都遠遠低於莫斯科，地區間的貧富不均達到了非常驚人的程度。民主本是以個性自由的平等發展、個人價值的合法實現等為其原則和目的的，而日益擴大的階層間、地區間、行業間的貧富不均，難免會讓人對派生出這一現象的社會的民主性質產生深深的懷疑。
最後，在民主化的進程中，俄國似乎在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方麵遭受了太大的損失。俄羅斯急於靠攏西方，在一切方麵不惜代價地與“文明世界”“接軌”，這種激進方式的負麵效應在俄羅斯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顯現。在經濟領域，蓋達爾的“休克療法”宣告失敗，但後來的決策者在國內生產不足、國產商品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仍強行使盧布與國際貨幣直接兌換，終於導致了盧布的持續貶值，直至1998年秋季爆發的金融危機；在國際關係領域，實行民主化的俄羅斯並沒有如願以償地受到西方世界的溫情接待，相反，西方仍對俄羅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強力的遏製，美國沒有兌現自己的援助承諾，德國和日本都對大規模的經濟援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諸如返還二戰期間運往蘇聯的德國藝術品和歸還北方四島等）；北約的東擴，俄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失勢，更是給欲走向西方的俄國澆了一瓢冷水。自戈爾巴喬夫以來，前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聯邦，在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交往中無疑受到了損失，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它像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一樣，也是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受害者。如今，在俄羅斯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這種影響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商店的櫃台上，無論是家具、潔具、服裝等生活日用品，還是香腸、香煙、啤酒等食品飲料，大都是舶來品，俄羅斯的“土產”似乎僅剩下麵包、報刊和村姑套娃了；最暢銷的小說是外國小說，最時髦的裝束是外國服飾，各電視台黃金時段播放的都是美國電影，收聽率最高的廣播是英國BBC在莫斯科播出的俄語節目，電影院中極少上映俄羅斯的國產影片。很難想象，一個真正民主國家的建立，是要以主權和文化方麵的損失為先決條件的。民主體製的普遍建立，也許會最終實現世界的大同，但在當今時代，民主製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卻往往是維護國家利益最有力，甚至是最為霸權主義的國家（如美國）。在現階段，一個民主健全的國家，首先應該是一個能夠捍衛其民族利益、保障其國民生活的國家，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恰恰在這一方麵沒有做好。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執政之後，在對內對外政策上都作了巨大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其所作所為被西方世界普遍認為是在開民主的倒車，但是，恰恰是普京的這些施政措施，使俄羅斯擺脫了葉利欽時代病入膏肓的處境，走上了康複的道路。
俄羅斯一度夾生的民主，民主和發展在俄羅斯社會中所呈現出的某種悖論狀態，或許能使我們意識到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世界上也許應該存在不同的民主。民主不是一個外在的東西，可以簡單地從某個地方照搬過來，而是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內部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的。彼國已經成熟的民主，不一定就適應於此國，因為發展民主的曆史背景、文化環境、社會條件、民族特性等都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也許應該用不同的方式來建立民主體製。中國在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俄國能否摸索出一條有俄國特色的民主道路呢？
第二，就民主體製的基本內涵，如個人的尊嚴、個性的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發展機會等來說，則應該是一致的、確定的，在這一點上是不應該有更多的“民族特色”的。由人類曆史上許多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總結出來的這一社會體製，在當今的曆史條件下即便不是最合理的，也是較為理想的。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國家通常采用這種社會模式，並不都是由於外力強加的結果。民主與專製的鬥爭是一條貫穿的紅線，它構成了人類曆史的主要內容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俄羅斯當前的民主雖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其建立社會民主的努力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前方的道路是艱難的，但回頭的路也許更加難走。如今，已有曆史學家在說，不能僅憑蘇聯的解體就完全否定蘇聯7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同樣，我們也可以說，不能僅憑俄羅斯建立不過十餘年的民主體製的種種缺陷，就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的合理性，並進而否定以徹底、完善的自由民主為目的的人類發展的大方向。
第三，如果說，當今在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實行市場經濟是艱難的，那麼，在像俄羅斯這樣新近實行私有化的國家中實行民主體製也同樣是艱難的。完善的民主製度的建立，也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如美國的南北戰爭。但願俄羅斯當今的種種社會問題，隻是其民主化道路上可以逾越的障礙。然而，在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中，如何在目的的實現和實現目的的代價之間謀得某種平衡，即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如何在實行社會民主化的同時保持一定的製約力量，以避免社會各領域的失控；如何保障、提高民主體製的自我調控能力，使民主的發展不受或少受外力的幹預，走一條自我完善、良性循環的道路，所有這些，不僅是擺在俄羅斯當今有良心的政治領袖們麵前的難題，同樣也是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各國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所共同麵臨的問題。
政治的藝術化
蘇維埃時期藝術的最大特色，也許就是其或自覺或被迫的政治化傾向，文學藝術被視為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被當成教育人民、改造人民的強大思想武器，它所具有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與它所受到的控製、所承擔的壓力一樣，都是非常巨大的。隨著蘇聯的解體，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被淡化，它似乎越來越少政治色彩了。
然而，在莫斯科“藝術家之家”旁的藝術公園裏，我卻看到了一種與藝術政治化恰好相反的現象：將政治藝術化。
“藝術家之家”坐落在莫斯科河畔，方方正正的白色建築周圍，是一片片形狀不規則的綠地。綠地上、樹木間，立有一座座或大或小、質地不同、風格各異的雕塑，觀者或悠然地漫步在雕像之間，偶爾駐足觀賞，或坐在麵對雕像的長椅上，久久地端詳。這裏就是藝術公園，設立不久的“露天雕塑博物館”。
在雕塑公園的中央，有一組雕像引起了我特別的關注，不是因為其風格的獨特，而是因為其形象的熟悉：這裏有列寧和斯大林，有加裏寧和捷爾任斯基，還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裏“集會”呢？讀一讀雕像旁的提示牌，問題便清楚了。這是斯大林雕像旁的說明文字：
斯大林
（朱加什維裏）
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
（1879—1953）
雕像作者：梅爾庫羅夫
（1881—1952）
花崗岩，1938年
雕像始作於1930年，其基礎為一尊已完成的花崗岩半身像。
之後雕成一座巨大的深紅色花崗岩紀念像，立於大劇院前。
此座紀念雕像的縮樣曾在紐約的展覽會上展出，縮樣係用整塊紅色花崗岩雕成。就其結構、所采用的技術和尺寸而言，此縮樣均適合在藝術公園中展出。
據莫斯科市人民代表會議1991年10月24日決定，此紀念雕像置於藝術公園，予以展出。該雕像具有曆史意義和藝術價值。紀念雕像屬蘇維埃時期政治和意識形態主題的紀念性作品。字牌上的最後一句話“國家保護文物”用紅色大字標出，十分醒目，它在提醒每個人：這是一件藝術品，是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欣賞的；這是一件文物，是不允許隨意破壞的。
斯大林的雕像旁，還立有斯維爾德洛夫、加裏寧和捷爾任斯基的紀念雕像，我回憶起來了，這3座高大的雕像原先分別矗立在斯維爾德洛夫廣場、加裏寧大街和捷爾任斯基廣場上。蘇聯解體前後的那段時間裏，這些雕像都受到過一些人的侵害，曾被塗上油漆，潑上汙水。如今，雕像從前矗立的街道和廣場紛紛改名換姓了，斯維爾德洛夫廣場和捷爾任斯基廣場恢複了劇院廣場和盧比揚卡廣場的舊稱，加裏寧大街更名為新阿爾巴特街，這些往日的“主人們”也隻好遷居了。好在有人替他們著想，為他們找到了這個更幽靜、更清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