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音未改人依舊
——記與漢學家李福清先生的一段交往
王加興
1985年以來我一直在南京大學從事我所鍾愛的俄羅斯語言與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有幸客串了一回外交官的角色——從2001年3月到2003年6月我被借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教育處工作，任一等秘書。在此期間，既從事過留學生的管理工作，也分管過與俄羅斯的教育交流，有一段時間還兼管過漢語教學工作。雖說是客串，但我在扮演這一角色的過程中，還是很用心的。在這一特殊的工作崗位上，我幾乎不敢有任何懈怠與馬虎。這一段的工作經曆，可以說，使我終身受用。在我所經辦的諸多事情中，有幾件已牢牢地烙在了我的腦海裏，並已駐留在我的心靈深處，其中的一件事便與推薦俄國漢學家李福清先生為“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候選人有關。
記得是在2003年初，國家教育部發來指示，要求使館教育處推薦第二屆“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候選人。此獎是教育部於1999年開始設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首次設立這樣的獎項。其宗旨是為了推動世界漢語教學的發展和中國語言文化的傳播，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獲獎人應為在漢語教學、漢學研究及中國語言文化傳播方麵做出突出貢獻的外國友人。候選人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在漢語教學方麵有突出成績；二、在漢語和漢學研究方麵有突出成就；三、在傳播中國語言文化方麵有突出貢獻；四、在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語言文化的組織、管理工作方麵有突出作用。”此獎每3年在世界範圍內評選一次，評獎工作的具體事宜由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使館教育處裴玉芳參讚接到指示後，責成我在做好調研工作的基礎上提出合適的人選。
其實在此之前，由於職業使然我對俄國漢學家早已有所關注，對俄國漢學研究和漢語教學現狀也略知一二。雖然俄國有許多知名的漢學家，但我首先想到的候選人還是李福清先生。李福清先生係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是當時俄羅斯漢學家在本國所取得的最高學術地位），蘇聯國家獎獲得者。1932年出生，1950年至1955年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係中國語文專業學習。大學畢業後一直在蘇聯科學院（現為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1958年至1961年在蘇聯科學院攻讀副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寫的是《萬裏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1970年在列寧格勒大學通過博士學位答辯，學位論文題目為《曆史演義與中國民間傳統——口頭與書麵的〈三國〉曆史演義與中國民間傳統》。李先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50年，在中國民間文學、中國古代通俗文學、中國年畫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研究方麵成就卓著，在俄羅斯、西方國家和中國出版大量著作，以資料豐富、方法獨特著稱，在世界漢學界極具影響力，為宣傳中國文化做出了突出貢獻。他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聘為學術顧問，被北京師範大學和南開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還被台灣靜宜大學聘為教授。
第一次聽到李福清這個名字，是在讀大學期間。時任南京大學外文係主任的餘紹裔教授（後來曾擔任過南京大學副校長一職）是20世紀50年代的留蘇生，他與李福清是同期在列寧格勒大學學習的好友。餘老師曾向我們提起他倆互助學習語言的事情。當時我校德語專業有位資深教授名叫張威廉，於是我自然就以為，這個蘇聯人也跟我們係的張威廉先生一樣，出於對所研究的對象國文化的迷戀，便給自己起了如此純正地道的中國人的名字。我甚至還不無擔憂地想：當初在中蘇關係交惡的情況下，要是蘇聯也發生了一場類似於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單憑自己的名字他就會招致飛來橫禍，蘇聯的“紅衛兵”們肯定會指著他的鼻子怒斥道：“你連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一個十足、地道的賣國賊！”不過後來我才得知，“李福清”並不是這個蘇聯人給自己專門起的中國人的名字，他是在其俄文姓氏的基礎上巧妙地作了漢譯處理。如果按照通行的譯法，他的姓氏應該翻譯成“裏弗亭”。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蘇聯百科詞典》中就有一位叫裏弗亭的蘇聯語言學家。
第一次見到李福清先生是在1989年，當時我在莫斯科大學語文係進修俄羅斯語言文學。那年6月江蘇省新聞出版局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與當地的幾家出版社洽談合作事宜。如果我沒有記錯的的話，李福清先生就是促成這次交流活動的中介人。我參加了江蘇代表團與莫斯科藝術出版社的會談。那次見麵李先生給我留下了幾點鮮明的印象：第一，58歲的他雖然已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但還非常注重訓練自己的語言實踐能力。擔任業務會談翻譯的本來應該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一名30來歲的俄籍漢語教師，她講得一口地道流利的漢語，我甚至都不敢相信這是俄國人在說漢語。大家落座之後，李先生跟她說了一句：“我來翻吧。”就這樣他把口譯的活計“搶”了過去。迄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個細節：有一位代表團成員提到了“反轉片”一詞，李先生可能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術語，在問清楚該詞的確切含義後，準確地翻譯了過去。第二個印象是，他說的漢語仔細聽起來，略帶甘肅、陝西一帶的口音。後來我才知道，李先生在列大學習期間，數次利用暑期到蘇聯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兩個加盟共和國，向那裏的中國甘肅、陝西回族移民的後裔學習漢語。他曾在一篇自傳體文章中寫到：“我可以利用暑假去學甘肅話，雖然不是北京話，但還是比完全不會說好。有的老師勸我不要去，說甘肅話可能影響我將來學北京話，但我還是去了。我來到一個甘肅回族人居住的集體農莊，叫米糧川。我很快意識到一定要與農民一起勞動才能學會他們的話。農莊主席派我到建築隊，給泥水匠當幫手。人們對我非常好……1953和1954年，我又去了中亞，繼續學習甘肅話、陝西話……”第三個印象是，他精明強幹、辦事效率很高。不知這一點與他的猶太人身份是否有關。那天由於他的在場，會談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似乎解決得異常順利。會談結束後，他草草吃了幾口午飯，便匆匆離去了，說是還有事情要急著去辦。寫到這裏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個事例：我國“文革”結束後他第一次來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書店買了一批中國當代小說作品，就在回國的火車上他翻閱了這些作品，並利用這6—7天的時間編就了一本《中國當代中篇小說選》。其做事效率之高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