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之二：波裏亞科夫，尤裏·米哈伊洛維奇，1954年出生的一個工人的後代，小說家、劇作家、《文學報》主編、莫斯科作協理事會副主席。
近年來，是小說讓他聲名鵲起，還是他使得如今的小說銷售走高？我甚至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我來到位於莫斯科新阿爾巴特大街大型書屋的那天，正逢他簽名售書，小說售書廳人頭攢動，收款台前排起了長隊。其中有不少中老年讀者，而年輕讀者，特別是女讀者也不在少數。書店經理告訴我，波裏亞科夫的小說在2004和2005兩年持續暢銷。一個月後盛夏的莫斯科國際書展上，他的展台前更是被汗流浹背的讀者擠得水泄不通。我問一個女性讀者，是什麼打動了她？她回答說：“波裏亞科夫的小說讓我們看到了今天我們的真實生活，他的寫法幽默、風趣，還不乏辛辣的諷刺。沒有有些作家的自命前衛，自作風流。”
有評論說，波裏亞科夫是當代“諷刺文學的高手”、“快樂文學的行家”，而“日常”和“情愛”這兩個題材誰都不及他寫得地道。《無望的逃離》中的男主人公靠自己的男性魅力，在放縱濫情的生活中逃避現實，左衝右突。同樣以男人的情感生活為主要情節的2005年的新作《蘑菇王》，講一個原生態的男人如何尋找原生態的生活。在這些作品中，“肉身沉重”是為表現“焦慮與迷茫”服務的。男男女女，多條線索，情感故事以及人物崎嶇複雜的心路曆程，在小說的敘說中互為穿插、牽引、印證，構成一種相互映襯的“鏡像結構”，極具可讀性。小說強調人心靈世界的內省層麵，特別是表現在經濟窘迫與社會動蕩不安的條件下，人對自身命運與處境的深沉憂鬱，人們普遍放縱而追求精神解脫的欲望。作品的魅力在於作家對俄羅斯現實問題的思考不同於哲學家，很有點“文學低於生活”的味道，幽默風趣的語言和具體、突兀、有趣的情景細節，使得閱讀很是刺激過癮。
波裏亞科夫的創作沒有那種活雞湯鮮美口腹的愜怡溫馨，而是一種麻辣燙，一種火辣辣的爽快。他尤其對人物隱秘情感的揭示十分“縱情與放浪”。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充滿欲望的，甚至不無“展示肉身癖”之嫌。這一點，甚至連他的老婆都很有些不滿。與扭扭捏捏地把玩生活的有些作家不同，他往往都是凶猛地撲向生活，無情地展示那生活底下的“小”來。其實，表現通常意義的淳樸善良、人格魅力、男人胸懷、女性溫柔都是遠不夠真實的，在無所不在的兩性關係的展示中，在日常生活的乏味與辛勞的表現中，在不同命運的相互包容中，對生活與人的看法才能在生命的潮汐中真實地浮現出來。正如他的筆下人物所言，如果一個作家的思想神聖得讓人敬畏，再好也難讓眾人稱讚與接受。
波裏亞科夫說，文學是對時代價值觀進行校正的偉大手段。文學不回答問題、不提出問題的說法是錯誤的，文學應該提出並回答問題。誰之罪？怎麼辦？俄羅斯向何處去？誰在俄羅斯生活得好？從來就是俄羅斯文學提出的重大問題。偉大的文學家既應該是發問者，也應該是應答者。文學應該具有對真實性的訴求，強調對社會、世界的真正的認知；同時它又是內向的，是對自我的描述，是用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書寫的。波裏亞科夫是一個風光並不僅僅在外的成功作家，他沒讓自己的心靈慢慢風幹。他的創作撩起社會與人群的一角，讓人們把自己、周圍的人與社會看得更清楚。
小說家認為，作家既要麵對現實的心靈苦難，還要對整個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具有一個智性的責任感，當下性與永恒性並不矛盾，關鍵在於責任感絕不是說教感。文學對自身使命的忠誠在於文學家應該讓文學給人以愛的照拂，美的愉悅。文學的精神關懷與文學的娛情功能是需要融合在一起的。他的解釋讓我們看到了當代俄羅斯作家在張揚傳統人文精神中的一種新的追求。尤裏·米哈伊洛維奇的確具有一種解構神聖的遊戲精神，有一種狂歡姿態，即發自內心的、自然的喜悅的表露，對社會的一種健康的批判精神，它是與主流、前衛文學的對立與悖反，不是硬性的營造與做作。他用機智的幽默，愉快的諷刺告誡讀者，一些文評家們往往被重大文學現象的光輝燦爛所吸引，並簡單地想用文學的主義來解釋，卻忽視了對文學精神本質的考察。
視覺時代的到來，使得印刷品與戲劇、電視作品自然而然地走進了同居的時代。波裏亞科夫的文學創作已經呈現出書籍、舞台、電視三位一體的鮮明特色。家庭情愛小說《無望的逃離》已經有了8集的電視劇，社會諷刺長篇《母羊奶中的羊羔》被改編成了情景喜劇，劇本《性亢奮》也以《換妻》的灼人眼球的命名出現在了舞台上。嚴肅文學的大眾化與文字作品的視像化無不體現出當今這位俄羅斯作家在消費時代全麵到來時的精明：出售浪漫、出售愛情、消費文化。小說、戲劇、電視劇的同時流行，使得他在當今的流行文化市場上頗有一枝獨秀的味道。人們失落的精神需要文學的滋補，而人生的浮躁不安也需要幽默與諷刺來鬆弛減壓，這樣庸常的生活中便有了豁達與樂觀，有了歡樂與笑聲，於是波裏亞科夫也就成了愉悅大眾的創作“明星”，也許這也是他在2005年莫斯科書屋獲得全俄銷售業績第四的原因之一。
入乎文學，而又出乎文學的人生境界使得波裏亞科夫的人生中不但有理性的焦慮，而且還有快樂、興奮，更有創造生活的激情。在觀摩了他的一個個令觀眾興奮不已的話劇之後，他把我領進了他的家。那是位於莫斯科郊外作家創作聖地，別列捷爾金諾森林公園裏的一座漂亮、寬闊的別墅。300多平方米的兩層實木小樓裏還專門辟有一個地下儲酒窖，足有1 000平米的庭院中不僅有一個磚砌的大烤爐和堆成了小山的劈柴垛，還有一個供小孫子遊泳的清水池。別墅四周被參天的鬆杉環繞，一隻高大雄健的獵犬“男孩兒”俯臥在大門前的台階上。波裏亞科夫並非靠巧取豪奪一夜間致富的“俄羅斯新貴”，卻是用取之有道的財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新一代作家。盡管我所信奉並理解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總有點弱肉強食的味道，但對強者的崇拜與羨慕畢竟是我們還有新一代人人生哲學鏈中的一條。說實話，我個人讀波裏亞科夫之所以津津有味不僅僅在於他的小說，還有他的創造生活、善於生活的能力。文學是偉大的精神產品，但服務於讀者與市場的它還是一門利潤很高的“產業”，與其他商業領域一樣，它同樣需要創作人的精明能幹，需要有絕妙的創作對策，要有對讀者心理的研究，要有利弊的權衡，營銷的考量，等等。要不，怎麼尤裏·米哈伊洛維奇一寫，讀者就受用、市場就鬧熱呢！
風景之三：戈盧布科夫，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196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職員的家庭，語文學博士、莫斯科大學語文係教授、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
“我是一個鍾情文學的學者，更是一個熱愛生活的男人”，每當我聽到戈盧布科夫說的這一句話時，都會感慨萬分。對事業的鍾情與對生命真實性的珍視，傑出學者與傑出男人的角色一樣都會讓人肅然起敬。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住在離新斯羅波茨卡雅車站不遠、莫斯科人文大學斜對麵一座居民大樓6層的4室1廳的寓所中。18平米書房的兩麵牆幾乎被頂到2米8高天花板的書架擠滿，一張大大的寫字台上堆滿了書。戈盧布科夫的生存姿態，在工作日裏可以濃縮在這間歐式的豪華且優雅的書房裏讀書寫作的教授形象中，而在假日中則濃縮在攜帶妻女自駕車奔馳在歐洲各國的旅行者的身影中。
戈盧布科夫無疑是當代俄羅斯文學學術界隊伍中極具才氣的年輕的一員，35歲獲語文學博士學位，39歲獲教授頭銜，這在蘇聯和俄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升遷史上是不多見的。他的學術寫作具有與老一輩學者不同的氣質，顯示了學術研究的另一種可能性。激情洋溢、立場鮮明、通俗客觀且可讀性強是他的學術著作的一大特色。20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是他的研究對象，無論是蘇維埃的，還是俄國的，對他而言，重要的是作家與作品所富含的精神是不是被他由衷地欣賞、縱情地吸納，能否最終成為他內心氣質的組成部分。人們有理由認為，這是他和如今當紅的文評家涅姆澤爾、蓋尼斯、利波維茨基等人根本的區別。注重感情與審美的追求可以在他寫的《教研室劄記——新的和最新的俄羅斯文學問題》一書的序中得到生動的體現。他在學術上的嚴謹性可以用他自己的表述來說明，他說：“一個文人可以在語言上有風格，但不能在知識上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