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學與尋生活的新風景
——俄羅斯學者與作家的當下生存姿態
張建華
20世紀的90年代初，談起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的生存狀況，就連有頭有臉、名聲顯赫的學者、作家、大學教授都會表情凝重。此後，幾次再訪莫斯科，我發現他們做文學與尋生活已經有了另一番新的風景。
我要講的是在俄羅斯文學領域裏知名度不一，但在各自的圈子裏被同行和讀者高度認可的3個“文學貴族”。當然，我在這裏所說的“貴族”絕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指文人的一種精神價值，一種生活情調，是對美的文學理念與美的生活的一種崇高的追求與向往。他們是分別在20世紀40、50、60年代出生的我的3個俄羅斯同行與朋友：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涅勃利辛、作家波裏亞科夫和莫斯科大學語文係教授戈盧布科夫。
風景之一：涅勃爾辛，謝爾蓋·安德列耶維奇，1940年出生在軍人家庭，語文學博士、文學理論家、批評家與文學史家，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文學理論研究室主任、俄羅斯作協會員、多種文學批評獎獲得者。
大學者涅勃爾辛的生活在新世紀依然說不上奢華，可以說是簡樸，甚至有點兒寒酸，簡直像是窮人一樣的生活：形狀、花色不一的茶杯，袋裝紅茶，有些幹硬的厚餅幹，咖啡，就算是他自己和招待客人們用的餐具和午餐。但令我感到新鮮的是，兩次在他的顯得淩亂、破舊的研究室裏見他，他總穿著白色對襟的純棉粗布中式上衣。他說，這既是一種中國情結的使然，也是對天然“綠色”衣著的崇尚。顯然，這是他幾次來華後顯見的“文化成果”，是當今出現在西方的“中國熱”這一全球化語境下俄羅斯文人對東方文化的新的領悟和吸納。
簡樸、淡泊的生活卻始終沒有讓他停止施惠於前來求助他的人們。在他的辦公室裏，我總能看到從獨聯體各國前來向他求學問的年輕學者、研究生，除了循循善誘的教誨，他還總能送上珍愛的書籍直至提供他們所需的幫助，從住所到物品。有一次，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去研究所送還他一本書，門衛告訴我，為了營救一個在亞美尼亞埃裏溫被劫持的朋友，謝爾蓋·安德列耶維奇剛剛含著眼淚、憂愁滿麵地離開，奔波忙碌去了。晚上我接到了他的電話，除了致歉，他欣喜地告訴我，他的好友已經獲釋，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
當智慧無法完全解決生存的困頓時，便需要一種淡泊、從容的心境在酷愛的事業中去消解困頓。文學不僅是涅勃爾辛主要的精神空間，而且成了他十分重要的生命內涵。這不是阿Q精神，反而是一種精神境界與人格素質，是出世、拙樸、精神固守的品格，這種仿佛像是自閉與自矜的性格，實際上是一種類似獻祭的做學問的方式，它所呈現給人們的是一種精神與思想的獨立與自由。
學者的生涯無非是靜心讀書研究，但是社會動亂和政治風雨打破了書齋的寧靜，從而使他的學術人生充滿了滄桑與艱辛。涅勃爾辛一直在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體製內”生存，卻因為執著、堅持己見而無法消鈍其不合時宜的一麵：無論在蘇聯時期還是在後蘇聯時期，他對主流意識形態都持一種“他者”的立場。在學術自由被視為奢侈的歲月，執著於學術本身就是一種反抗、叛逆。而在自由被濫用的年代，執著心靈的良知、恪守美好的傳統也是一種離經叛道。因為真正的學問要求學者自覺地排斥社會主流的聲音，用一種瀟灑與清純回到本原的智慧和精神境界中去，沒有這樣一種信仰作支撐，學問就隻會是包裝、裝飾而已。除了思想、學術本身之外，他似乎別無其他野心，亦無其他所求，達到了一種精神的閑寂。這種閑寂並非懶惰，而是掙脫了世俗功利追求後的一種精神自由與靈感智慧。拒絕把學問當作標簽和虛名，這正是大學者異於學術市儈之處。
站在新與舊的交接點上，這位理論家既保持了人文傳統中樸素堅韌的一麵，又吸收了廣闊的世界眼光和理性氣質。他說，任何文學要想成為真正的文學，首先必須向讀者提供審美享受。比如說，麵包的腐爛是必然的一條規律，但表現這種規律的文學絕不會給人帶來愉悅與享受，所以，規律性的東西未必能成為創作要反映或表現的對象。其次，文學還必須告訴讀者國家、民族、人類生命肌體的疾患。高爾基的劇作《底層》和紮米亞京的長篇小說《我們》，還有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之所以不朽，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是因為作家批判了今日人類社會中仍存留著的反人性的東西：人的精神苦難與極權主義。這兩者是任何社會形態的國家中都普遍存在的。
作為俄羅斯當今的一個文學批評家和多項文學獎金的評委，涅勃爾辛指出，當今的許多文學家把蘇聯時期的不自由誇大了，而將如今的自由誇大了，卻忽略了文學的根本——對人的精神關懷。普希金、歌德筆下的生活都是溫暖的、可愛的，充滿了作家對人類的精神關懷，即使是現代主義的、存在主義的作家也是懷著一種消除現實生活中的缺憾、罪惡的精神理想來體恤社會和人類的。同樣是蘇聯時期的小說，相對於布爾加科夫的創作而言，伊利夫與彼得羅夫的《十二把椅子》中的笑就缺乏這樣的一種人文關懷。他說，當代俄羅斯的“愛國派作家總有些癡愚，缺少機敏與睿智，文學不能僅僅仰仗於否定和懷疑，應該有新的思想智慧作為支撐。而當代流行的俄羅斯作家，像索羅金、維克多·葉洛費耶夫、佩列文等，雖然很有才氣，但缺乏對人、社會的一種關懷與溫情”。提起文藝學的研究成就，他說，尋求當代文學中的神話因素與探究文學中的互文性特征，這是文學的當代文化學研究的兩個重要突破。
1993—1996年間，謝爾蓋·安德列耶維奇曾在日本大阪的一所大學裏任教4年。提起這段生活，他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美麗的日本女大學生愛上了一個來這裏講學的俄國教授。教授不能不為青春美麗所動，但由於他在俄國已有自己的家和孩子，所以不敢造次，但這位女子仍然鍥而不舍。教授在一種迷亂的心境中中途離開日本回國。未料，日本女子萬裏迢迢來莫斯科尋愛，最後居然來到涅勃爾辛家中，非要找到那位教授不可。事情的結局當然是日本姑娘最終放棄了愛。故事的雋永之處並不在愛的本身，卻在於講述者對這件事的理解與闡釋。涅勃爾辛說，他本人後來將此事告訴了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則將這樁跨國愛情移栽到了丈夫身上，“無端”生出了一段怨情，於是他再次東渡扶桑是由妻子派出的女兒陪伴的。
在涅勃爾辛的整個敘說中，我始終懷著一種類似猜謎般的愉悅與亢奮，他並沒有阻止我對愛情故事主人公的猜測，而是一邊用溫暖的語言體恤著女性的愛恨情仇，一邊用一種一針見血的深刻揭開男女兩性關係齟齬、防範的底色。當代人談愛情似乎沒有年齡的限製，從十幾歲到幾十歲，均有可能。其間，愛欲、責任、道德、倫理、痛苦、怨艾、妒嫉、困惑等一團糾葛，男性文人的生存境遇中還有別樣的矛盾、波瀾起伏。學者在向我提醒人們注意男女的不同，而在這不同中，弱勢的女性反而蘊含著巨大的優勢，而男人卻有點犧牲品的味道。他所講述的故事也許不一定要聽者當真，但講述者的一係列思考卻值得我們玩味。他說，一個男性對女性的正確認識，來自於對女性的愛，真正生動而具體的愛，也隻有愛去了之後，才有可能構築自己關於女性的真切的知識與理解。缺乏精神“給氧”的生活裏，很難有愛情生長，真正的愛必有自由的呼吸，飛揚的意誌。
我覺得，涅勃爾辛始終有著一種心靈哲學，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生活中他都在探索哲學。他喜歡在深思冥想中尋求一種心靈的沉寂與圓滿。他仍然是有夢的，在精神世界上是不甘平庸的。他的人生不是茫茫然的探尋與模糊的希望的結合，他不讚頌人生，也不詛咒人生，而是懷著不無淒然的心境來觀察、思考人生。在仍顯艱難的時世，他十分從容、機智地生活在日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