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保爾及其他
劉亞丁
找尋保爾·柯察金
我很喜歡劉小楓的《懷念冬妮婭》，因為它將我們在“史無前例”中偷偷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複雜心理寫得惟妙惟肖。在禁欲年代裏這部小說和《牛虻》對我們進行了愛和美的啟蒙，也進行了革命崇高感和神秘感的教育。正像很多老同誌一樣，我也很關注保爾·柯察金和夏伯陽在故鄉的“命運”。因此利用到莫斯科大學做高訪的機會，我開始了對保爾·柯察金的找尋。
我問大學生冬妮婭·卡薩特金娜：“你對有與你同名的女主人公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麼看？”
她說：“在讀中學的時候，我讀過這本小說。我印象並不深，隻覺得是很多類似的小說中的一本。我知道，我們的父母和爺爺輩很喜歡這本書。但是我讀完了這部小說，沒有什麼特別打動我的東西。”
我也向莫斯科大學數學係的學生薩沙問過同樣的問題，他的回答有點出乎我的意料：“這是一本什麼小說，寫什麼的？”
我繼續問：“薩沙，在中學或大學裏難道你從來沒有聽到過保爾·柯察金這個名字，俄羅斯文學課的老師從來沒有提到過這個人物、這本書？”我還不死心，因為我知道在俄國中學的“俄羅斯文學”課實際上是一門非常詳盡的文學史課。
從表情可以看出，薩沙的腦海“奔騰”了好一陣，可是終究沒有搜索到關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任何信息。
後來我了解到，在現在的中學的“俄羅斯文學”課中已經沒有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這個作家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作品了。一般的文學史著作也將這部作品略掉了。
其實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消解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在進行了。我在自己的《蘇聯文學沉思錄》（1996）中指出了這樣的事實：
在《癌病房》（1963—1967）中索爾仁尼琴認為，最能體現意識形態神話的作品是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試圖通過對這部影響深遠的作品的主人公的價值觀念的戲擬，將保爾·柯察金的悲壯化為喜劇，借以肯定他自己認同的生存哲學。
《癌病房》第一個提到保爾·柯察金的是新潮少女阿霞。這是一個中學生，時裝、跳舞、享樂、性交是她的全部生活樂趣。她談起老師出的作文題《人為什麼活著》，她說老師提示他們要談談“你對保爾·柯察金的功勳怎麼看，對馬特洛索夫的功勳抱什麼態度”。阿霞對此是頗為不屑的。她向病友說起她和她的同學的態度：“什麼態度？那就是問，你自己會不會這樣做。我們都寫上：我們也會這樣做。都快畢業考試了，何必把關係搞壞？”敘述者暗示讀者：保爾·柯察金的崇高形象在阿霞們的心中坍塌了，英雄的“神話”就這樣消失了。
第二個提到保爾·柯察金的名言的是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在同護士卓婭談論該不該用激素療法治他的腫瘤時說：“你將來是不是也會這樣做？學校裏是這樣教的：‘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我們隻有一次，’對不對？那就是說，該不惜任何代價抓住生命不放，是嗎？”這裏打單引號的那句話是保爾·柯察金的閃爍著生命光彩的名言。敘述者通過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句話是想暗示：一代代蘇聯人不是自發地受到保爾·柯察金的形象的鼓舞，而是在學校強迫接受的（阿霞的話說得更明白）。略掉了保爾·柯察金那段話的更重要的部分，並且加上科斯托格洛夫的引伸，就完全歪曲了原義：本來是舍生取義的英雄的浩歎，變成了苟且偷生的庸人的哀鳴。我們可以責備索爾仁尼琴反諷崇高，但他確實敏感地點出了當年蘇聯人理想主義價值觀失落的殘酷現實。他的洞察力得到了證實。
在2000年和2001年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我好不容易重新找到了“保爾·柯察金”。一本是П.尼古拉耶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作家辭典》，書中有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詞條，談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該書寫道：
在嚴格的真實事件與意識形態的強製、鮮活的個人體驗與革命者的道德規範的整齊劃一、文獻的敘述與理解了自己的英雄時代的藝術家的想象之間的難以察覺的“縫隙”中創作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該書還說，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與夏伯陽、斯達漢諾夫等一起成了罩著“非宗教神聖”靈光圈的形象。詞條比較客觀地描述了保爾·柯察金熱潮產生的過程。
《文學問題》2001年7、8月合刊上發表了伊·孔達科夫的《我們蘇聯的“一切”：20世紀俄羅斯文學是一個統一文本》。該文詳盡分析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阿·托爾斯泰《彼得大帝》，認為前者“複興‘新東正教’”，後者“宣揚‘新專製主義’”，“兩者都寄希望於多災多難的人民，他們什麼都能忍受，什麼都能創造，盡管曆經磨難，遭受損失”。將他們聯係在一起的是“新的曆史語境下的東正教、專製主義和民族性”，因此它們都是“蘇聯”的。“吾與點也”，在某些問題上我讚同孔達可夫的看法。因為在《蘇聯文學沉思錄》中，我曾談到保爾·柯察金式的自我犧牲精神與俄羅斯聖徒阿瓦昆《生平自述》的內在聯係，孔氏也談到了保爾·柯察金的宗教情懷。
我還發現，在如今的俄羅斯夏伯陽也在蒸發。富爾曼諾夫塑造傳奇英雄的小說《夏伯陽》在20世紀90年代成了小說中的小說，年輕作家維·佩列文的長篇小說《夏伯陽與普斯塔托》（2001）就反諷了《夏伯陽》。小說是以莫斯科的頹廢詩人普斯塔托作為敘述者寫的，他即“我”成了夏伯陽的助手。在專列上的司令部裏夏伯陽請普斯塔托喝酒，普斯塔托說出了一番耐人尋味的話。
“我可以完全相信自己，”我說，“但我不能完全相信您。”
“為什麼會這樣，是什麼讓您難為情？”
“我可以直言相告嗎？”
“當然哪，我和安娜都很欣賞直率。”
“我很難相信您真是一位紅軍指揮員。”
夏伯陽揚起了左眉。
“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真誠地，但我明顯感到痛苦地問，“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不知道，”我說，“這一切很像是一場假麵舞會。”
在另一個場麵裏，普斯塔托還懷疑紅軍與白衛軍究竟有沒有實質性區別。
曆史，在這裏被虛無主義化了。
衛國戰爭的曆史也在被改寫。謝爾蓋·卡拉-穆爾紮的《戰勝蘇聯十年祭：被戰勝者的總結》（《我們同時代人》2001年第10期）指出：“眾所周知，偉大衛國戰爭的意義廣泛的象征對於我們的民族自我意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開始對它是出語不恭，然後在整整十年裏毀壞這個象征幾乎成了正式的國家計劃，冒出了一係列美化叛變、為其洗刷罪名的書和節目。背叛是相對的，形成了叛徒文學的體裁，還有大量學術著作。眾所周知的、經過大量文獻證明了的事件，被俄羅斯的‘曆史學家’借助德國人的檔案和回憶錄重新敘述——而且常常不指出祖國的相應史料。在期刊上發表早已被德國人否認了的謊言（比如根據戈倍爾的《斯大林格勒來信》草草拚湊出來的貨色）。這些龐大的、得到大量資助的計劃完整地從我們的曆史集體記憶中排擠走了衛國戰爭的形象。在這裏應該強調，在這場運動中，完全沒有‘西方人’的力量。因為誌願參加者已經十分踴躍，他們的作用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合力。”
保爾·柯察金被淡忘了，夏伯陽被解構了，衛國戰爭的形象在被摧毀，其實我們懷著激動和溫馨憶起的“蘇聯”的一切都在蒸發（盡管有人竭力要挽回它，比如上麵說到的孔達科夫和謝爾蓋·卡拉-穆爾紮）：多次到中國演出的俄軍亞曆山大紅旗歌舞團表演的節目在俄羅斯是找不到舞台的，“喀秋莎”的歌聲除了“人民電台”而外，在哪裏也聽不到——可那是一間小電台，到了晚上該頻率就轉給了一家宗教電台。我想找到一張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五月的原野》之類歌曲的C，跑遍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音像商店，終究無功而返。在各大書店裏，隻有一張蘇德戰爭爆發時藝術家創作的英雄母親的宣傳畫還能令人聯想起“蘇聯”；隻有在慶祝十月革命的遊行的老人斑駁的銀發上，在他們佩帶的琳琅的勳章上，還能依稀辨出幾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