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那天晚上
我回到屋裏，6點多的時候，我吃了晚飯，然後照例看電視。
電視上第一個出場的照例還是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我對他沒有什麼壞印象，他出場總是很體麵，舉止溫文爾雅，說話也很好聽，就是覺得這個人有點肉，不酷。
我已經記不清他當時講話的具體內容了，印象中他那天演講時的精神不佳，顯得有些煩躁，最後還把發言稿往桌上一扔，臉上怒氣難耐，這恐怕是他唯一一次在公眾麵前沉不住氣。現從他的回憶錄《真相與自白》中抄錄他那天講話的幾段，題目是《告蘇聯公民書》：
“親愛的同胞們：
鑒於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後的情況，我終止自己以蘇聯總統身份進行的活動。我作出這個決定，是出於原則性的考慮。
我堅決主張各族人民的獨立自主，主張各共和國擁有主權，但同時又主張維護聯盟國家和國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著另外一條道路發展下去。主張國家肢解、國家分離的路線占了上風，這是我無法同意的。
我這是最後一次以總統的身份在大家麵前發表演說。
命運已經作了這樣的安排，就在我當上國家元首之時就已經很清楚：國家情況不妙。我們什麼都多：土地、石油、天然氣，其他資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錯。我們的生活卻比發達國家差得多，越來越落在他們後麵。
原因已經清晰可見：社會在官僚命令體製的束縛下幾近窒息。它注定要為意識形態服務，注定要承受軍備競賽的重負，已經筋疲力盡了。
所有局部的改革均先後以失敗告終。國家沒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應當從根本上改變一切。
國家複興和國際社會發生根本變化的過程，其複雜程度大大超過了原先的一切預料。
舊體製瓦解之時，新體製尚未開始運作，於是社會危機更加深重。
我離開自己的崗位時憂心忡忡，不過同時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
也許很多錯誤是可以避免的，許多事情可以辦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共同努力遲早會結出果實，我們各族人民遲早會生活在一個繁榮而民主的社會裏。
祝大家萬事如意。”
俄羅斯的蘇聯紀年就這樣結束了，不滿69個周年，還差5天。
其實，那年“八月政變”以後，莫斯科就給人一種要散攤子的感覺，以往莫斯科的夏天是很平靜的，夏季一到，莫斯科人就不怎麼幹事了，都去別墅度假，秋後回城再忙著購物，準備過冬。那年特別，八月莫斯科的氣氛還挺熱鬧，莫斯科的政治故事特別多，電視、報刊上都是各加盟共和國分田分地正忙的消息，男人惶惶，女人也惶惶，昔日莫斯科夏日那種悠閑、浪漫、安逸的感覺蕩然無存，誰也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
那晚，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說總統不當了，蘇聯結束了，人們的感覺既自然又突然，自然的是“分與合”的故事講了好幾年了，終於有了一個結論：“合”的故事沒講成，“分”故事講成了，各家決定自己過了；突然的是，沒想到會這麼快就散了，就在那年、那月、那天的晚上：1991年12月25日。
我給科斯佳打電話，他說正喝酒呢，沒看電視，那都是政治家們胡說呢。
在我看來，他們的日子過得還不錯，比我們強多了，也不覺得有什麼要塌天的事，但老百姓就是不滿意，尤其是女人不滿意，牢騷滿腹，總感覺他們國家的條件那麼好，但是日子過得不如西方國家。
那時，莫斯科的老百姓對政治家們的演說已經沒興趣了，說什麼也不信了。
我想起一句中國老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蘇聯解體，有點這個意思。
9點的時候，我一個人出門了，想去紅場看看，那時，治安還比較好。
地鐵上人不多，乘客或看書看報，或打盹，車廂裏安安靜靜的，和往常一樣。我在“馬克思大街”地鐵站下了車，鑽出地麵。
冬夜的紅場上冷冷清清的，隻有廣場上磨亮的石頭地麵泛著燈光反射的亮光，有點晃眼。我記得那天天氣預報的最低溫度是零下14度，沒有下雪，紅場遊人無幾，有幾個扛攝像機的人在晃動，像是記者。
從紅場上看去，克裏姆林宮的上空隻剩下一麵旗幟，是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插在原蘇聯最高蘇維埃辦公樓的深綠色圓頂上，原來，那裏插的是一麵蘇聯國旗。
克裏姆林宮是典型俄羅斯風格的建築：古老的白色教堂，像蒜頭一樣的圓形金頂，金頂上有十字架，十字架的下方還掛著一個月亮，暗紅色的城牆把城堡緊緊圍住。那夜的克裏姆林宮和紅場，都沒什麼特殊之處，還是以往冬夜的樣子，顯得孤獨、神秘、深邃，像是一個昔日輝煌帝國遠去的背影。
回去的路上，我在地鐵站旁的一個小書亭裏找新年年曆，看到有1992年的新年曆卡片，叫“1992年東正教年曆”，正麵印有基督聖誕、基督受難等宗教畫，40戈比一張，我以前沒見過這種東正教的年曆，就挑著買了幾張。
我仔細一看才知道，俄羅斯在文化上一直是東正教的故事，東正教從希臘傳入俄羅斯800年了，俄羅斯有自己的東正教紀年方法和精神傳統，69年的蘇聯隻有其中的一頁。雖說東正教也算基督教的文化範疇，但與西方的基督教紀年方法不同，西方基督教的聖誕日是12月25日，而俄羅斯東正教的基督聖誕日是1月7日，同是基督聖誕，怎麼還不同日呢？看來，俄羅斯與歐洲在文化傳統上不一夥。
在世界曆史的長卷中，俄羅斯在文化上算是其中很獨特的一章，過去的故事雖是奇光異彩，但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大故事，俄羅斯偏居歐洲一隅，它在歐洲各國中一直算是落伍者。隻是到了20世紀初，俄羅斯爆發了一場革命，然後成立了蘇聯，於是，關於蘇聯的故事就講大了，震驚了世界。蘇聯的故事講了一個世紀，成了世界的大腕，講得全世界都頭暈目眩。69年過去，就在那一夜，這個故事講完了，別人都走了，就剩下俄羅斯，俄羅斯曆史上的蘇聯一頁被很平靜地翻過去了，像夢一樣結束了。
12月26日下午，娜佳來電話說，莫斯科沒有大衣了，外地都不往莫斯科發貨了。新年後她要去裏加看她母親和妹妹，她妹妹就在裏加的服裝廠工作，那裏應該可以買到，但需要時間，她問我什麼時候離開莫斯科？
我告訴她，過了1992年新年，1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就走，她說，那來得及。
她還說，她和科斯佳邀請我去她家過新年，我答應了。
四、新俄羅斯的第一個新年夜
1992年新年的前夜，我是在娜佳家裏過的，還有他們的幾位親戚和朋友。新年在俄羅斯算大節，每家都要狠狠地熱鬧一番。
那夜，是69年後俄羅斯複出的第一個新年紀年，記不清當時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了。
我記得那晚有蝦，有好幾大盤子，當時市麵上根本見不到蝦，還有格魯吉亞的檸檬伏特加，顏色是綠色透明的，科斯佳說，這都是娜佳通過什麼路子搞來的。
俄人吃蝦很簡單，把凍蝦用開水一煮，蝦的顏色變紅了，就撈出來裝盤上桌，然後用手剝著吃，沾點鹽。蝦在當時的莫斯科是罕見的高檔食品，大家興奮異常。
我還記得科斯佳學著當時很紅的亞美尼亞籍幽默演員彼得羅相說笑話：“賣蝦啦，賣蝦啦，今天的蝦15個盧布1公斤，很大，很貴；5個盧布1公斤的也有，但那是昨天，但很小；今天的蝦很大，但15個盧布1公斤……”這是當時很著名的幽默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還記得那晚的第一杯酒，科斯佳說了一個挺新鮮的祝酒詞：Выпьемзато，чтобыунасвс？былоинамзаэтоничегонебыло。
俄羅斯的祝酒詞是最傳神的俄語，我翻不了，我到現在也掐不準這段祝酒詞的準確含義：究竟是為了祈求未來能順順當當地得到一切而幹杯呢？還是為了再別過過去那種瞎折騰的日子而幹杯？
我還記得那晚，大家誰也沒有刻意去討論關於蘇聯解體的話題，說到這個話題，大家感覺就像說一個老人死了，他自己折騰了好幾十年，最後生命垂危。搶救也搶救了，他自己沒有生命力了，心肺功能都衰竭了，就死了，既不是被外人打死的，也不是突然意外死亡的，既沒有由此發生大規模流血，也沒有因此而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就那麼死了。
當初朝氣蓬勃、萬古長青的故事，最後戛然而止，他們的遺憾和惋惜總是有的，說不清，也不願說了，已經死了，再說什麼還有什麼用呢？反正後麵的日子還得過，反正誰的日子誰操心。
俄羅斯人有神兮兮的一麵，說起蘇聯就像解夢一樣，夢總是很縹緲神奇的，總是不太現實的，夢，能說得清楚嗎？
隻有娜佳說了一句：“我媽媽和妹妹都成了外國人了，像做夢一樣，哈哈！”猛然間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她感到很詫異和驚奇。娜佳的媽媽和妹妹是俄羅斯人，住在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的首都裏加，此刻，拉脫維亞已經是一個新的獨立國家了，她的母親和妹妹自然就成了外國人了。
我記得最後，大家都喝多了，科斯佳與娜佳吵了起來，為的是娜佳要下海做生意，科斯佳反對。
科斯佳與娜佳兩個人麵對麵地站著，板著臉，雙方都用食指指著對方的鼻子，不斷地重複：“我是首長，你就是傻瓜；你是首長，我就是傻瓜”，互不相讓，大家都勸他們別吵了，怎麼勸也不行。
我現在想起那天他們吵架的樣子還好笑，科斯佳早就教過我這個在蘇聯時期很流行的段子，他告訴我，首長與傻瓜的關係就是蘇聯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你把這個段子學會了，就知道蘇聯是怎麼回事了，在莫斯科辦事也方便了，你的心情就舒暢了。我沒想到他們會把這種人物關係也用到夫妻之間，顯得格外滑稽可笑。
娜佳不理科斯佳了，她舉著酒杯，來回與每個人碰杯，挨個訴說自己的苦衷。
娜佳說，她對“莫斯科”商場的工作一點都不感興趣了，沒有商品的商場就像墓地一樣，她不會再幹了。女人要掌握女人自己的命運。娜佳要自己幹，她要去裏加進服裝，帶到莫斯科來賣。
娜佳第一個走到我身後，伸過酒杯和我碰杯，說，為了女人幹杯！為了大衣幹杯！女人就是喜歡漂亮的服裝啊，她加了一句。
娜佳說，德國人、芬蘭人都比俄羅斯人過得好，為什麼俄羅斯人要過得比他們差呢？
娜佳說，女人就是關心吃的、穿的、孩子，還有大衣，還有房子，這就是生活；她埋怨俄羅斯的男人，說他們喜歡政治，搞陰謀，追逐權利，造坦克大炮，就是不管生活，生活就是因為男人搞壞的。
娜佳舉著酒杯，衝著在座的所有男人，一本正經地說，男人的理想是政治，女人的理想是生活，男人根本不懂生活。
她說，她就是喜歡錢（她用手指頭作出數錢的樣子，對科斯佳作出挑戰的姿態），她不喜歡盧布，她喜歡美元和馬克，為了錢幹杯！她想穿漂亮的衣服和鞋，還有漂亮的內衣（她抬起兩手在自己胸前比畫著），為了漂亮的內衣幹杯！她想買一輛BMW汽車周末去別墅（她伸長脖子，作出駕車時那種得意的樣子），為了BMW幹杯！她要別墅，要在院子裏裝一個桑拿屋，請朋友們洗桑拿，為了別墅和桑拿幹杯！她想送她的兒子去法國念書，那裏氣候溫和，他兒子就不發燒了，她說了一句法語：為了法蘭西幹杯！她想去意大利度假，在海邊曬太陽，去劇院聽歌劇（她舉著酒杯，說為了意大利幹杯，自己一飲而盡，然後倒在沙發上）；她說，在莫斯科什麼都買不到，天天為購物發愁，這讓女人可怎麼活啊？（娜佳傷心地哭起來了，哭得特別傷心），她說，她永遠也不想再過那種天天排隊、天天為買東西發愁的日子了，永遠永遠（她麵對著天花板大聲說）！上帝保佑！
一會兒，她坐起來，走到我的身後，雙手搭在我的肩上，趴在我耳邊對我說，她一定想辦法幫我買大衣，女人要幫助女人。
她告訴我，她特別喜歡貂皮大衣，穿著多高貴啊，她早就買了一件，8年了，一直掛在家裏，就是不敢穿出去。我說，你既然不敢穿出去又何必要買呢？她抱怨道：“你們男人就是不懂女人！我就是喜歡！”
娜佳問我，中國為什麼不讓女人穿裙子？我說，沒有不讓啊，中國女人習慣穿褲子。她又哭起來了，哇哇地哭，怎麼勸也勸不住，最後她說，要女人穿褲子，那還是女人嗎？上帝啊，救救女人吧！
俄羅斯女人是很時尚的，什麼新潮，她們就追求什麼，她們總有自己的夢。
俄羅斯女人也是很現實的，光是空話不見實惠，她們就會歇斯底裏。
沒見過俄羅斯女人喝酒，就算根本沒見過俄羅斯的真麵目，其實，那才是她們最真實的一麵。
在公共場合，俄羅斯女人通常聲明自己不喝酒，而且抱怨男人喝酒，其實，那是在裝，你想嘛，沒有喝酒的女人，怎麼會孕育出那麼酷愛喝酒的俄羅斯男人呢？
俄羅斯女人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麵孔：她們通常給人們展示出特別高貴的一麵，這是在正式的場合，她們豔麗、矜持、端莊、優雅，舉杯也隻是女性優雅的點綴；那時的俄羅斯女人，每一個舉止言談都是藝術，話題裏自然也少不了對男人喝酒的抱怨，但抱怨也是很得體的，那時，她們隻是男人的陪襯。
但在私人聚會的歡樂場合，她們煥然一新，個性舒展，奇光異彩，不裝，不矯情，特本色，這是俄羅斯女人性格中最真實的一麵。酒菜一齊，她們往往是先把自己灌醉了再說，然後，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時候，她們是主角，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裏，俄羅斯女人這時的感覺，就是沙皇。
俄羅斯女人喜歡喝那種很甜很甜的紅葡萄酒。娜佳說，她不喜歡喝酒，但非常喜歡紅葡萄酒的玫瑰色，那是女人的顏色，於是就喝了；娜佳說，她喜歡那種飛起來的感覺，喝了，就有那種飛起來的感覺，那種感覺太美妙了！我問她，那是什麼感覺？她說：女人在天上飛，世界是女人的，男人都在地上，都是傻瓜。
科斯佳坐在我旁邊，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斜眼看著娜佳，說：“她的天靈蓋飛走了，她想當首長，我可不想當傻瓜，女人才是傻瓜。我需要伏特加，有工作就夠了……還有女秘書。”他向我擠擠眼。
五、大衣買到了
過了新年，娜佳就去拉脫維亞的首都裏加了，沒兩天，她就從裏加給我來電話說，大衣買到了，很漂亮，我妻子一定滿意，她問我哪天走。
我告訴娜佳我離開莫斯科的時間：1992年1月第二周的周二，4次國際列車，莫斯科—北京，8號車廂，開車時間是23點50分，在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
娜佳說，她一定會把大衣帶回莫斯科的，叫我放心，等著她。
離開莫斯科那天，我在屋裏等了整整一天，既沒見人，也沒有電話。我給科斯佳打電話，家裏沒人接。晚上，我絕望了，就自己去了車站，直到列車啟動了，娜佳也沒有出現。
列車剛剛開動，他們就出現了，我親眼看見娜佳和科斯佳在站台上追列車，他們敞著大衣，戴著棉帽，沿著站台奮力地跑著，嘴裏大口喘著白氣。科斯佳手裏提著一個大塑料兜，我認定，那個塑料兜裏肯定是娜佳給我老婆買的那件大衣，是從裏加帶回莫斯科來的。
快到月台盡頭的時候，他們緩步停了下來了，娜佳和科斯佳雙雙舉著手裏的帽子向我揮動，急切而無奈的樣子，我一直在窗口注視著他們，向他們揮手，直到他們倆從我的視線裏消失。
我呆呆地望著窗外，窗外漆黑一片，娜佳和科斯佳奔跑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動，我當時有點傷感，我不是為了那件大衣。
我真沒有想到，關於一件大衣的故事會是這麼一個令人尷尬而無奈的結局，而且是在偉大的莫斯科。不就是一件大衣嗎？多大點事呢？就這麼難，就是沒成。
我非常感激娜佳和科斯佳，他們是真誠的，他們盡力了，雖然那件大衣我最終也沒有拿到手。
我覺得很無奈，我去了一年多的莫斯科，連一件大衣都沒買回來，我無法向老婆解釋，我向她解釋事實上的蘇聯與她想象中的蘇聯有種種不同的時候，她根本不會相信。
我有些失望，在我沒有去蘇聯之前，蘇聯一直是我理想的明天，那裏的一切都是最完美的。蘇聯在我心中的那種神聖和完美的地位絕不亞於穆斯林心中的麥加，但事實上，蘇聯與經典著作上的描述不一樣。
我原來以為，商品短缺隻是我們發展中國家的故事，沒想到，這居然也是蘇聯的故事，居然還是關於一件大衣的故事。
我在火車上時就想到了那些北京的熱心朋友們會問我什麼，經過5夜6天的反複思考，最後我下定決心：不管他們問什麼，打死也不說，因為，我別無選擇。
我根本就回答不了這麼複雜的、關於一個超級大國為什麼會解體的政治大問題，以及由此在政治、經濟、軍事、戰略、曆史、文化、民族、世界等N個方麵的特別敏感而跟我個人完全扯不上的種種原因。
6天後，我回到了北京，朋友們特熱情，像接待外星人一樣，把麵包車開到北京站的月台上去了。很多朋友問我：“莫斯科怎麼樣了？”都帶著震驚、傷感、遺憾甚至是驚恐的神情，好像那邊山崩地裂了一般，就剩下我一個人逃回來了。
老婆看我一臉倦容，見麵也沒提大衣的事，我主動告訴她，大衣沒買到，莫斯科買大衣特困難，等等，她什麼也不說，就跟沒有這回事一樣。
當天晚上，朋友們在飯店裏給我接風，很熱鬧。
“為什麼？這麼強大的國家怎麼突然間就解體了呢？”所有的朋友幾乎都提這麼同一個問題。我知道，他們是想害我，就算是開玩笑，這個國際玩笑也開大了，我不上當，我就是不回答這個問題，打死也不說，喝酒，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