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間，大家熱烈地討論關於蘇聯為什麼會解體的所有相關問題：市場與計劃，導彈與黃油；政治與經濟，民族與民主，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等等，大家情緒激昂，爭論不休，憤怒、惋惜、遺憾、痛心……久久不願散席。
我老婆急了，說：“蘇聯，還是超級大國，連一件呢子大衣都買不到，能不散嗎？回家！”
於是，席就散了。
從那天以後，我和我的朋友們當著我老婆的麵，再也不敢說關於蘇聯解體的事情了，再也不敢提大衣的事情了。
新俄羅斯15年了，每逢新年的時候，我都與科斯佳和娜佳通電話，向他們祝賀新年，去莫斯科的時候，我都要和他們見上一麵，大家都非常高興。他們現在過得不錯。
天底下的事情都這樣：誰都要活下去的，誰都希望活得更好；世界這麼大，各有各的活法，為什麼隻能按一種活法呢？誰也別瞧不起誰，誰也別等著看別人的笑話，各是各的命。
關於那件蘇聯大衣的故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了，那是我關於蘇聯的最後記憶。
每當朋友們一說起關於蘇聯解體的話題，我就想起那件我最終也沒有到手的最後一件蘇聯大衣。
那是一件什麼樣的大衣呢？它是什麼顏色？什麼式樣？什麼牌子？我始終不知道，或許，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
六、關於娜佳的後來
2000年夏末，我又要去莫斯科，臨走前，老婆說，不要大衣了，現在誰還穿大衣呀，地球都變暖了，要是有好看的外套還可以考慮，不要太貴的。
到了莫斯科，我幾次打電話約科斯佳和娜佳見麵，他們都說太忙，另約時間。
我陪著朋友在莫斯科轉，商店裏一水的歐洲進口貨，什麼都有了，就是貴，唯獨難見俄羅斯自己的產品，莫斯科的名牌服裝“布爾什維奇卡”沒了，大衣也好，西裝也好，都看不到了。
臨離開莫斯科的前兩天，科斯佳親自來飯店看我。他說，他還在做旅遊，他說，現在哪裏叫旅遊啊，就是倒騰商品，男人也喜歡幹這事了，娜佳特忙，經常出國去波羅的海三國、波蘭、德國進貨。
他說，娜佳已經有了自己的小商店，從國外進口服裝，等等，什麼掙錢就做什麼。科斯佳轉達了娜佳的邀請，請我去她的小商店看看，我答應了。
娜佳的商店就在她原來工作的“莫斯科”商場附近，是兩間臨街的鋪麵房，有60多平米的營業麵積，裏麵幹幹淨淨的，服裝檔次不是很高，什麼衣服都有。娜佳留著短發，穿著牛仔褲、圓領衫，腰上係一個腰包，比以前瘦了一些，顯得很精幹，也很自信，一看就是那種自己給自己打工的老板。
見我來了，娜佳很高興，她說，那件在裏加買的大衣她早就賣了，那天在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挺遺憾的，晚了一步，是因為從裏加回莫斯科的火車晚點了。拉脫維亞獨立後，在邊境上設了一個檢查站，要檢查護照，所以晚點了，她還抱怨說，以前去裏加哪裏還用檢查護照呀。
我問娜佳，她買的那一麻袋糖吃完了嗎？娜佳說，早就賣了，沒想到後來糖會漲價，早知道，還應該多買幾袋，她說著哈哈大笑起來。
娜佳跟我說，現在是什麼大衣都有了，想買什麼就買什麼，就是要有錢。
她說，很多中國人在莫斯科做生意，她對中國生產的服裝也很感興趣，中國貨進價低，但質量太差，盡蒙人。
娜佳熱情地說：“你給你妻子挑一件大衣吧，算是我送給你妻子的。”
我挑了一件外套，黑色的，娜佳過來看了看，說，不錯，英國名牌Burberr，你妻子一定高興，說著就遞給我一個紙提兜。我要付錢，她不要，我堅持，她最後還是收下了100美元。
我帶回北京，送給了老婆，老婆試了一下，對著鏡子照了照，很合適，當然也很高興，還說，俄羅斯進步了，還可以買到Burberry。她問我多少錢，我說，100美元，老婆沒說話。
第二天下班回家，老婆就翻臉了，把外套往我麵前一扔，說：“假貨！”然後，就不理我了，我怎麼問，她就是不說。
我感覺特委屈：上次沒買到大衣，那是蘇聯時期，費了那麼大的勁沒成，也不能算是我的錯；這次買回來了，穿著好好的，怎麼是假貨呢？就算是假貨，你也得說出個道道來吧，但她就是不說，打死也不說。
2004年夏，我又要去莫斯科，我說，衣服我可是不買了，還不夠生氣的，她接茬道，你根本不懂，別瞎花錢。
我到了莫斯科，又見到了娜佳和科斯佳。他們現在有兩家商店，一家貿易公司，還是英國、法國幾家名牌服裝的代理商，科斯佳也離開旅行社了。他們的兒子在法國上學，已經3年了。
那天，他們開著BMWX5吉普車來飯店接我，請我去他們的新別墅做客，夫婦二人都穿著名牌休閑服，很悠閑自在的樣子。我在他們的新別墅裏住了一天。我注意到，院子裏有一個新的桑拿屋，還有兩條花斑狗。
那是莫斯科郊外夏日裏最愜意的傍晚，別墅周圍有樹林、水塘、小河；院子裏鮮花盛開，涼爽宜人，空氣裏洋溢著綠色植物的清香氣味；夕陽的餘暉透過樹林打在別墅和院子裏，星星點點的；綠陰下的白色桌椅，顯得賞心悅目，幽雅愜意。我們坐在別墅的院子裏，喝著德國的啤酒，吃著波蘭的香腸，聊天，科斯佳還叫來了他的幾位鄰裏。
照料朋友在自己的別墅裏度假是娜佳最高興的事情，娜佳穿得很漂亮，體麵而優雅，她忙碌著，擺放餐具和食品，照料著客人，興奮異常。
科斯佳很熱情，爽快隨意，像接待久別的兄弟一樣，我腦海裏突然浮現出我們第一次見麵時科斯佳的那個樣子。
科斯佳說：“女人就是喜歡在別墅裏招待客人。”“當然，”娜佳很得意。
說起當年娜佳為我老婆買呢子大衣、追火車的故事，說到娜佳搶購了一麻袋砂糖的故事，大家哈哈大笑，娜佳聽了，拿出不可一世的樣子，大聲說：“你們男人懂什麼？就知道講政治、爭權利；就知道造飛機導彈；就愛伏特加；搞得買一件大衣都那麼難，那叫什麼生活？‘誰之罪’（一本著名的俄羅斯小說名）？都是你們男人的錯。”
娜佳指著在座的所有男人說：“你們男人都是傻瓜，隻有我們女人才是首長！”
所有在座的男人都麵麵相覷，繼而哈哈大笑。
分別時，娜佳說送給我老婆一件外套作禮物，我一看：又是英國名牌Burberr，黑色的，裏子和領子是淺色的條格花布，這是Burberry特有的花色。
回到北京，我把衣服往床上一放，就沒再說什麼。
秋天的時候，老婆穿著那件外套上班了，兩天過去了，一周也過去了，一個月都過去了，她什麼都沒說。
我問她：“這次你怎麼不說是假貨了？不是還是那個英國名牌Burberry嗎？”
老婆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右手從衣兜裏往外一翻，說：“這還用問嗎？”
我順著她的手一看，右衣兜裏縫著一塊一寸見方的深蘭色的商標布，正反兩麵明顯的繡製著一個騎馬的勇士和Burberry London的字樣。
我把上次買的那件Burberry外套翻出來，兩個兜都掏出來一看：什麼都沒有。
七、後記
2006年夏，我把這個故事給一位俄羅斯教授看了，他在中國講學，懂中文。
我逗他：“蘇聯解體是因為俄羅斯男人嗎？”
他肯定地說：“當然。”我愕然。
“為什麼呢？”我問。
“男人不懂俄語。”俄羅斯教授說。
“怎麼會？俄羅斯男人和女人不是都使用同一種俄語嗎？”我非常詫異。
他解釋說：“俄語不同於你們中文，你們中文是男女共同使用同一種語法和詞彙，沒有性別區別，而我們俄語分陽性和陰性。”
“在俄語中，男性與女性使用兩套完全不同的語法係統，不論是語音、詞彙、還是文字，都有嚴格的性別區分，界限分明：男人講話取陽性，主謂賓都按陽性變格變位；女人說事取陰性，主謂賓皆按陰性變格變位；男人的俄語愛講大事；女人的俄語愛講小事；性別不同，語言也有別，所以，雖說是俄語，男人取陽性係統，女人用陰性係統，不兼容。”
我疑惑不解：“俄羅斯男人聽不懂俄羅斯女人的話嗎？怎麼可能？”
“蘇聯這麼多年，俄羅斯男人一直沒聽懂女人要什麼，女人也不滿男人的說辭，於是，蘇聯就解體了，俄羅斯男人不懂俄語。”他說。
我第一次聽到關於蘇聯解體的故事還能這麼講：蘇聯解體與俄語分陰性與陽性有關係？俄羅斯男人居然不懂俄語？！
“忽悠吧，”我當場就取笑他，俄語中也有“忽悠”的同義詞。
他正色道：“真事。不信？你去問俄羅斯女人，也包括俄羅斯男人。”
我肯定不信。
他是俄羅斯一位有名的教授、語言專家，聽了他的這番話，我真替俄羅斯的男人悲哀，也替俄羅斯的學術界悲哀，關於蘇聯解體這麼嚴肅重大的國家大事，居然說是因為男人與女人的語言矛盾，症結還是因為俄語分陰性與陽性……他還反問我，你們中文為什麼不分性別呢？這挨的著嗎？真是荒唐！
我一直想不通，俄羅斯的老祖宗當初造俄語的時候，為什麼非要把俄語分成陽性和陰性呢？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事兒嗎？
最後他說，他有根據，毛澤東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這是千真萬確的。“比如，本來頭頂上就是一個天，男女各頂一半；男人死性，女人善變；男人想管天，女人想管地；男人管政治，女人管生活。女人高興了，願意頂著，那麼天還在；要是女人不滿意了，連買一件大衣都那麼困難，於是就變臉了；女人說，這半邊天我不頂了，結果，男人又沒聽懂，女人就不頂了，男人一個人還頂著，那能頂得住嗎？於是，天不就塌了嗎？”俄羅斯教授解釋說。
原來如此。
走近俄羅斯文學大師
陳建華
遍訪俄羅斯文學大師的故居，是我在近年來幾次或長或短的赴俄訪學前定下的目標之一。來到莫斯科或聖彼得堡不久，我就開始抽空實施預定的計劃。我多次遠行，從繁華的都市到偏遠的鄉村，從浩蕩千裏的伏爾加河到風光旖旎的黑海之濱，從斯拉夫民族的發祥地到充滿傳奇色彩的哥薩克舊都……我盤桓在眾多的文學和文化勝跡前，流連忘返。
普希金、萊蒙托夫、赫爾岑、果戈裏、屠格涅夫、岡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蒲寧、安德烈耶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勃洛克、阿赫瑪托娃、布爾加科夫、巴烏斯托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納博科夫，等等，從隆冬到仲夏，我拜訪過的故居有幾十處之多。此外，諸如《現代人》雜誌編輯部、新聖女公墓、波洛金諾古戰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憲政廣場等，也引起我濃厚的興趣。各種感觸紛至遝來，時時激動著我，這裏錄下幾則小小的片斷。
金秋，在米哈伊洛夫斯克
都說俄羅斯的秋天最美，都說米哈伊洛夫斯克是塊聖地，於是心中就存有了某種企盼。10月金秋的一天，我踏著滿地金色的落葉，走進了這個位於俄羅斯西部邊陲的村落。
這塊土地之所以能名聞遐邇，是因為它與普希金的名字相連。在俄羅斯人的心目中，詩人普希金是至高無上的，於是，與普希金相關的一切也就帶上了神聖的色彩。
普希金的故居掩映在一片金黃色的彩霞之中。門前那棵已有200多年曆史的槭樹足有幾層樓高，撐開的樹冠浮現在周邊一大片橡樹的金葉之上，宛如一支巨大的暗紅色的火炬。故居是一座木頭的平房，外牆刷得雪白，正麵兩側各被一團鮮豔的紅葉纏繞。一位非常盡職的解說員引導我走過了屋內的幾個房間：前廳、保姆房、父母臥室、客房、餐廳和普希金的書房。故居不是很大，陳設也比較簡樸，多為當年的一些家具。我特別注意了普希金的書房：高大的藍花瓷壁爐、鑲有銅柄的沙發、折痕累累的皮椅、幾架書櫥，書桌上還散放著普希金用過的書籍和手稿。書房雖比詩人在聖彼得堡莫伊卡河畔的那個要小，但也頗為溫馨。
1817年夏天，從皇村學校畢業後，年輕的普希金第一次來到這裏，俄羅斯鄉村的迷人風光令他陶醉，他留下了《鄉村》等優美詩篇。此後，他常來此地，不管心境如何，每每在此萌生詩的靈感。特別是在1824年8月至1826年9月，普希金在這裏度過了兩年多的歲月。雖然那是因他不羈的思想而被沙皇軟禁於此，十分孤獨，但是青春的熱血和噴湧的才思，又使他在這裏感受到了生命的多彩，收獲了如火的篇章。鄉間的生活、農民的歌聲、奶媽的故事，讓他如癡如醉，“多麼美妙啊！每一首都是敘事詩”。友人的造訪、情愛的激蕩、靈感的閃現，讓他的筆下流淌出《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等諸多不朽的抒情詩篇，以及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第三至六章、曆史劇《鮑裏斯·戈都諾夫》、敘事詩《努林伯爵》等長篇傑作，普希金的詩才在這裏走向成熟。
米哈伊洛夫斯克的秋景是迷人的，到處是盛開的鮮花、滿地的金葉、清澈的流水、別致的小橋，以及被高大的喬木掩映的農舍。而與它相鄰的三山村，同樣有著引人入勝的景色，田野、森林、湖泊……宛如世外桃源。離開故居不遠處還有一大片蘋果園，成熟的果子飄散著醉人的清香。詩人最後也安息在這塊土地上。如今，白色的方尖碑在黃綠相間的葉海映襯下顯得格外莊嚴肅穆。
夜宿托爾斯泰莊園
離圖拉市不遠的雅斯納亞·波良納是我心儀已久的地方，盡管此前我已拜訪過莫斯科的托爾斯泰故居，還到了遠在韃靼共和國首府的托爾斯泰當年就學的喀山大學。
5月，一個美好的春日，我走進了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托爾斯泰莊園。莊園保存完好，白色的崗樓、清澈的池塘、碧綠的牧場、廣袤的田野，以及點綴其間的小樓與農舍，這裏的一切讓人陶醉。我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依次參觀了莊園中的一些重要的紀念地，特別是作家曾經居住和創作的場所，頗多感觸。參觀結束後，我向博物館贈送了我寫的關於托爾斯泰的書，館方熱情邀我在這裏住下，並允諾明天在開館前陪同我參觀一些不向一般遊客開放的場所。
傍晚，在遊客散盡之後，我再次來到托爾斯泰的墓前。那是一塊異常簡樸的墓地，稍稍隆起的墓塚上綠草如茵，夕陽透過扶疏的林木灑下一層金色的光輝。沒有墓碑，沒有十字架，與其相伴的是人們終年不斷獻上的鮮花，是緊緊護衛著它的幾株高大的橡樹和莽蒼的森林，還有那傳說中的象征人類幸福的神聖的小綠棒（1）。那一夜，我枕著托爾斯泰莊園的林濤，睡得很香。次日清晨，我盡情地漫步於空曠的托爾斯泰莊園，沒有刻意去找什麼目標，隻是靜靜地走走，隨意看看莊園中的房舍、果園、馬廄和原野，再深深地吸幾口清新的空氣，內心感到充實和滿足。離開雅斯納亞·波良納前，我買了一尊不大的托爾斯泰鑄鐵胸像，如今它就放在我的書桌上，並常常將我帶回那段難忘的日子。
通向萊蒙托夫家的小徑
我從車水馬龍的新阿爾巴特街拐入一條僻靜的小路，小馬爾恰諾夫卡街2號有萊蒙托夫的故居博物館。
一個不大的院落，種著兩棵高大的樹木和一些低矮的花草。春日和煦的陽光下，一條卵石鋪就的小徑詩意地通向萊蒙托夫的故居。這是一棟19世紀莫斯科很典型的帶閣樓的木頭平房，約七八個房間。客廳裏放著一架鋼琴，兩側牆上掛著3幅肖像畫，一邊是外祖母和母親，一邊是年幼的萊蒙托夫。順著不寬的樓梯走進萊蒙托夫的房間，可以看到詩人當年的一些生活場景。書櫥和書桌非常別致。書桌臨窗，不大但有二層，上麵放著詩人的手稿和普希金的像。書櫥裏則擺滿了萊蒙托夫當年用過的多種語言的書籍。萊蒙托夫因在莫斯科大學求學而在這裏住了3年，創作了200多首抒情詩、17首敘事詩、3部戲劇和11篇隨筆，這些作品占他全部創作的一半以上。萊蒙托夫後來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要找這樣合適的故居紀念地已經不太容易了。
當我走出萊蒙托夫的家，再次踏上那條卵石小徑時，不由得為這路、這樹、這屋慶幸起來，因為近在咫尺就是高樓鱗次櫛比的新阿爾巴特街，那可是莫斯科最現代化的大街啊。如果當年規劃師的紅筆不稍稍偏離一些，那麼這條灑滿陽光的詩意小徑早已變成水泥的通衢大道了。這也許就是一種文化的大視野，正是這樣的視野給了千千萬萬熱愛萊蒙托夫和熱愛俄羅斯文化的人們以由衷的欣慰。
焚燒過手稿的壁爐
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尼基塔林陰街有一座帶拱廊和陽台的後古典主義建築，在這座樓房底樓右側的兩個房間裏，果戈理度過了人生最後4年的歲月。
兩個房間陳設簡單，裏間是果戈理的書房兼臥室。進門靠牆處放著衣櫥，緊挨著的是兩把椅子和一張小方桌。正麵右邊是一張斜麵的高腳書桌，桌麵中央鋪著綠色的呢子，豎著或橫著放著幾本書。與書桌並排的是一個不大的書櫥。左側鋪著一塊地毯，上麵有一張沙發，幾把椅子和一張低書桌。據說果戈理改稿時或者接待比較親密的朋友時喜歡坐在這裏。與沙發緊鄰的是一張床，用屏風遮擋著。外間被作家用來作客廳，靠牆放著沙發和茶幾。1851年深秋，果戈理還在這裏為朋友朗誦過他的《欽差大臣》。牆角有個樣式簡潔的壁爐，外圈為白色大理石，內圈為鐵爐架。我曾靜靜地坐在壁爐前，聽管理員為我講述發生在一個半世紀前的一幕。1852年2月12日淩晨3點，一個寒冷的冬夜，疾病纏身的果戈理喚醒了小男仆謝緬，讓他輕輕打開爐子的煙囪，然後親手焚毀了耗盡心血完成的《死魂靈》第二部的手稿。9天以後，果戈理去世。
果戈理為什麼焚稿？後人有不少猜測或解說。當我步出果戈理的故居，見到院子中那尊高大的雕像時，果戈理那略帶嘲諷而又洞穿一切的目光似乎讓我更多地理解了果戈理，理解了晚年的果戈理的矛盾和痛苦。作家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學遺產，借助這些獨特的心靈史，人們完全可以走近一個真實的果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