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阿列克謝耶夫修道院紀事
吳澤霖
我們從《俄羅斯報》的一則報道中得知，從莫斯科北上100多公裏，在雅羅斯拉夫爾州、別列斯拉夫區，有個小村諾沃耶-阿列克謝耶夫卡，村上有個名為聖·阿列克謝耶夫的修道院。報上稱這個修道院是“一個保護區性質的角落”。這個修道院馬上引起我們關注。因為，蘇聯解體後，社會長期動蕩、人們對前景喪失了信心、失去了信仰。在這個背景上，這個修道院卻在嚴肅地試圖在俄羅斯政治中心莫斯科，用東正教的古老傳統來建構新的社會生活模式。而且它把東正教的社會生活模式的試驗，首先和教育、培養下一代緊緊聯係在一起。它仿佛在和俄羅斯當今的世俗生活、世俗教育進行一場論辯和抗爭。
在莫斯科6月的一個大晴天，好奇心驅使我和兩位同事登上了探尋這個“保護區性質的角落”的路途。倒了幾輛長途汽車，我們終於被放到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小站牌下。四望都是漫漫荒野，路也再無人可問。我們索性就在這荒野裏又跑又笑。“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我不由地嚷出什麼人的一句名言。不料這時，遠處開來一輛黑色的小汽車。當我們發現開車人穿著修士的服裝時，大家都明白，今天的目的看來是能達到了。
聽了我們的問詢，那位大胡子的修士很樂意地請我們上了車。談笑中，汽車已經開進幾座木製樓房圍成的院落。我們被請上一座樓房的二樓。另一位穿修士服的大胡子向我們興致勃勃地介紹起這個修道院的來曆。
原來，1991年，阿列克賽·瓦西連卡神甫被派到這多年荒廢的東正教堂，恢複和主持聖事。教堂在20世紀20年代被封後又遭火毀，這頹垣斷壁之間就成為建構新生活的一塊“清潔的”土地。這位神父攜婦將雛（5個孩子）7口人剛開始就住在這裏。周圍村子的人開始供養他們，而神父夫婦也開荒種園，養雞喂牛，進行“生產自救”。第二年夏天，又來了一位同名的移民：烏茲別克的畫家。這樣，修道院裏新的居民，一個個接踵而來，比如，有一個是過去做工務農，而後來就在新村中學教書的人；又一個是瓦西列瓦村癱患在床的老太太杜霞。她死了丈夫，兒子住在別的村，一天看她兩次。阿列克賽·瓦西連卡去給她丈夫行安魂祈禱，見了便把她接到了修道院。來到這兒的還有一位是沒有親人的患病的老太太維拉。
就這樣，從俄羅斯各地（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別爾姆，甚至堪察加島……）陸續有一百五六十人聚到這兒。這裏有孤身無助的殘疾人，也有遭受過各種個人悲劇的人，甚至還有一個來自西德、自幼放蕩吸毒的米沙，他帶著妻兒投奔到這裏，是全村人幫他們蓋了座二層的小樓。而這裏的主持人之一——焦爾基神父，在彼得堡有可觀的產業，但是他寧願過這裏的生活——每天4點起來祈禱。
作為人們關注中心的孩子，目前占全村人口一半，其中，50%以上是孤兒，一些是從保育院領養的。最初的幾個是阿列克賽·瓦西連卡夫婦一次夏天去莫斯科訪友時從保育院帶回度假的，可是他們說什麼也不願再離開。阿列克賽·瓦西連卡就成為其中兩個先天弱智兒童的領養人。現在，一個孩子參了軍，另一個成為新村的工作人員。
這樣，不同經曆、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人，從四麵八方聚到這裏。是什麼能夠把他們留在這裏的，他們在這裏追求的是什麼呢？這個東正教修道院在自己的介紹材料上明確指出：“我們的修道院，也是世俗人的修道院。”“住在這裏的既有修士，也有世俗人。”這些人“力圖以東正教教義和傳統俄羅斯民族習俗製度組織和建設自己的生活”。
的確，這座修道院實際上已經“世俗化”了，已經演化為一個充滿東正教氣息的世俗小社會——一個半封閉的村落。這裏有4位神父，他們與其說是在主持宗教活動，不如說是在管理這村社式的生活，所以我寧可稱這裏是“宗教新村”。
修道院擁有350多公頃土地，還有70多頭大牲畜，100多頭羊和一個不大的豬場；幾台拖拉機安靜地呆在那兒。窗外，你能聽到牛在叫喚，看見羊在奔跑，綠油油的莊稼地圍繞著一座座類似農舍的房屋和幾座全木樓房。這是中學校舍和全村的公共食堂。我們來到這兒，沒有感到這是修道院，而是覺得走入了一個從精神生活到物質生活“一體化”的小村莊。
和以往空想共產主義的“新墾地”、“新移民”實踐一樣，這個宗教新村也不是現實社會生活中自然發展的產物。這樣的“新墾地”總需要一塊與整個社會相隔離的空間：一塊“清潔的”土地。於是一些創始者可以拉起一麵大旗，誌同道合者紛紛聚來，誓欲開創一種新的生活。從這一點看，這個新墾地、新移民實踐又有其新的特點。這就是，它比以往空想共產主義的實踐更加自然一些：從“清潔的”土地的獲得，到誌同道合者的聚來，都有某種自發、自然生成的態勢而較少人工雕琢的痕跡。
這個“世俗化”了的修道院表明，在蘇聯解體後的社會震蕩中，東正教正對世俗生活全麵滲透。而在這裏造成的這種半教會、半世俗的生活模式，就是對蘇聯解體後社會生活失序的一種反應，是對俄國當今社會全麵西化的一種反抗。來自四方的人在此追求的與其說是東正教信仰，不如說是創建一種新型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渴望。由於對蘇聯社會主義信仰的失落，人們所能祭起的隻能是俄羅斯傳統和東正教傳統的旗子。
這位大胡子的修士津津有味地講述這裏實行的一套空想共產主義的生活製度。居民們從早到晚集體生活和工作：耕地、播種、收割、養殖；學習、教書、照料病人……這裏的工作是無償的。這裏的人們同吃一鍋飯。這裏用大家公有的錢做衣、買衣、蓋房子、建澡堂。他們一起修複了舊的教堂，還在學校大樓裏建造了一個新的教堂。
祈禱是這裏最重要的活動。每天的生活從早禱開始，晚禱結束。每日清晨6點，教堂的鍾聲宣布一天生活的開始，喚起新村的大人和小孩。7點到8點半（兒童到7點半）是早課。晚禱（除節典外）一周2次，也都是成人兒童一起做；成人的徹夜祈禱怕兒童吃不消，就特別為他們安排了“從簡的”夜間祈禱，時間短一些，大約2個半小時。兒童與成人共同進餐，進餐前由神父領唱經文。另外，介紹材料還強調指出：這裏努力向孩子們進行樂善好施、善惡報應的教育，灌輸上帝的意誌和懲惡揚善的宗教倫理。“我們竭盡可能在每門課程的講授中，突出宗教性的論證”，年歲較大的兒童在學習之餘還被引導閱讀《聖經選讀》。可以說，宗教的祈禱聲和鍾聲成為這個新村空想共產主義生活的精神支柱。
不過，這位大胡子的修士認為，這個修道院所做的最重大的事情，是精心辦起的一個學校。一番介紹之後，大胡子便讓一位身材瘦小的修女馬莎帶著我們去參觀一下他們的學校。
蘇聯自從根據1918年1月23日人民委員會決議，教會與國家、學校脫離，蘇聯的教育思想和體製已經遠遠脫離了宗教觀念和教會控製。即使當前俄國存在日益增多的神學院，也尚未從這方麵構成對80年來的國民教育思想體製的嚴重挑戰。而這裏的這個東正教學校的意義，也許正在於它不是一所試圖遺世獨立的神學院。誠然，2000年畢業的第一批學生都考入了莫斯科聖季洪諾夫神學院，但是，這個學校的教育宗旨卻絕不僅僅要培養出一些神職人員，而是一種試圖把東正教重新和俄羅斯世俗教育結合的試驗，它要培養的是充滿正教精神的普通人。
修女瑪莎把我們引到一座全木製的3層樓房前，這就是他們引以為榮的學校。一進樓門，就可以看到正對大門的祈禱室，外牆上五光十色地貼滿了孩子們前不久為複活節創作的詩歌和圖畫。在其中我看到了課程表和作息表。在這裏，我們既可以找到俄國一般中學的幾乎所有課程，也可以發現這裏特有的功課：孩子們要學4門外語。拉丁語、希臘語和基於這些古語言的課程從5年級開始學，而法語從1年級就學。在英語課教室裏懸掛著英國國旗，帶我們參觀的修女瑪莎指出其中的含義：我們教的是英國英語。我把這視為對美國所代表的現代文化的一種回絕態度。
在這個用鋼筋水泥構造著現代化都市的時代，這所學校全木製的教學樓顯然是別有意味的，它使人想起俄羅斯傳統的木屋。古拉丁語、希臘語和基於這些古語言的課程、組織學生進行古生物的學術考察，以及講授英國英語而不是美國英語的用心，都在顯示出學校對現代文化的一種疏離態度。這個學校實行著和全村一致的製度：不看電視、不聽廣播，沒有報紙，有意抵製俄國現代社會中的“精神汙染”。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教室裏的電視機、錄音機、錄像機和大量的錄像帶（據說有2 000多盤）。瑪莎介紹說，這裏有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優秀電影片，也有藝術片、音樂片、科學片、教學片。她告訴我，在文化藝術教育方麵，這裏的孩子得到的會比一般家庭的孩子更多。在學校的教室、博物館裏，可以發現許多先進的教學器材，珍貴的動植物標本。據介紹這些都是一些大學或教師私人捐贈的。還有莫斯科大學的教授被邀請來講課。
正是午休的時候，她把一間間的教室打開，每一科的教室都布置得各具特色，牆上掛著有關的偉人畫像和圖片，講台上擺著相應的教學儀器和書籍。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博物課教室或博物館，裏麵大量的各種動植物標本、礦石使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一個農村學校的收藏。瑪莎告訴我，這是莫斯科大學的一些學者捐贈的。我們還得知，這裏的教師都是擁有學位和教師資格的。
瑪莎告訴我們，孩子們每天下午都有1小時勞動課，從低年級起，孩子就先要學會整理自己的內務。她還帶我參觀了手工和縫紉教室。
這一切使人覺得身處在一個十分正規的農村學校，不過我又記起這個學校的宣傳品上所提到的，“我們盡可能使每一門課程的講授都具有宗教性”，都向孩子們灌輸上帝的意誌和懲惡揚善。祈禱是學生一天中最重要的功課，孩子們是以祈禱開始和結束一天的生活的。可以說，孩子們的學習生活是世俗性的，但同時又充滿了宗教性。
瑪莎最後才帶我們來到學校的圖書館。我們一下子驚呆了。一個小小的鄉村小學，竟有這麼多的藏書。幾間房間聯成一體，相當舒適美觀，我問有多少藏書，瑪莎說有5萬冊。我留神了一下，宗教圖書並不多，而19世紀經典作家作品卻不少。在這裏，我們以為“參觀到此結束了”，便提議和瑪莎合影留念。誰知，瑪莎又把我們帶到教堂的公共食堂：一人一碗新鮮的牛奶，一塊餡餅。至此，我們才告辭了嚴肅而可愛的瑪莎，樓前樓後地走起來。
已是過午時分，四周一片寧靜。地裏，一個老頭和一個孩子正往一個小車裏鏟土。走過去一問，才知道是爺孫倆，要運些肥土，墊入自家門前的葡萄藤下。一會兒，兩個婦女各推一輛嬰兒車慢慢走過，得到允許，我拍下了照片。據她們說，很習慣於這裏的生活：安寧、和睦。
遠處草地上，七八個孩子在踢足球，在眼前全木蓋起的學校教室樓前，幾個孩子正在追逐著滑旱冰。我抓住一個稍作攀談，他們就都湊上來，你一言我一語，問一答十，於是知道了他們的課目、作息、家人和生活。起碼，我沒有感到這些男女老少對我們這些“異鄉人，異教人”有什麼戒心和疏離感。
沒有人再來“接待”我們。我們信步四下遊走，在6月溫暖的陽光底下，是教堂閃閃的金頂，是寧靜的無際的綠野。終於，我們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重又走入隔著學校和大道的一望無際的深草，心裏是困惑、激動和聯想。
學校所在的小村諾沃耶-阿列克謝耶夫卡距雅羅斯拉夫爾公路3公裏。這距離正象征著這個小村上的學校和世俗社會所保持的不即不離的關係。它試圖擺脫俄國現實社會的“精神汙染”，但是又分明看到不應該也不可能徹底脫離這個世界，而且它還需要這個現實世界的支持。
記起瑪莎向我們展示的學校的留言簿，在那裏我看到了不少祝語，也看到了學校希望外部世界關注的用心。我記起學校的一份傳單在向人們呼籲：我們需要物質上的幫助！是啊，這裏是一個需要不斷地得到外援才能存在的實驗地。“我們經常缺乏一些起碼的物品”——我記起他們的介紹材料上這樣寫到。
既然分明看到不應該也不可能徹底脫離周邊的現實世界，況且它還需要這個現實世界的支持，所以新村對外界社會采取的是一種十分明智的策略：利用外界最先進的科技設備、尋求外界無害的資金，服務於新村最傳統的思想方案。他們明白，要在現代俄國的社會空間建構東正教傳統的新生活，一方麵要堅決地去除“現代社會的精神汙染”，一方麵又必須充分利用、而非一味反對現代物質文明，所以要與俄國現實社會生活保持既獨立而又不脫離的“不即不離”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