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修道院離最近的幾個村子也有幾公裏的距離。這就有可能讓他們嚴格地根據自己允許與否的想法來形成孤立性的環境。這裏沒有報紙；“成人自覺不看電視、不聽廣播”，“沒有神父的祝福，不出遠門”，“這裏的製度是嚴厲的”。誰違反了這裏的製度，或是不想在這裏生活，那麼，“用20分鍾打點一下，給他路費，就再見吧”——來去自由。
這裏孩子們不能隨意與“街頭巷尾”的人接觸，他們也不允許隨意看電視、聽廣播，以防精神汙染……“孩子們的作息活動是在高度監控下進行的”。他們要“在成人看護下活動、遊戲”；沒有成人允許，孩子不許走出這個“新村”。這些是“新村基本製度之一”。不過，從我和這裏的男女老少接觸看，倒沒察覺怎樣的“大防”，或者說，這種“大防”不是構築的“封疆之界”，而是構築於人心之中的“精神圍牆”。這都表明新村與俄國現實社會的精神對立。而同時，學校又組織學生們走出村子，進行各種學術考察、去南方旅遊、去雅羅斯拉夫爾、去彼得堡、去莫斯科和一些其他城市參觀博物館、看戲劇，去學習“正派、高雅的東西”。比如，去年就組織高年級學生到彼得堡，在冬宮博物館聽了2周的美術史講座。
總之，新村希望生活在這裏的人，特別新一代不應該是無知無識、孤陋寡聞的人。他們應該吸取現代化的成果，而又要避免現代化的弊端和汙染。
可是我想，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的兩難處境：這種關係和策略，包含著一些無法解決的矛盾。他們是否意識到電視機、錄音機、錄像機、汽車……這些鑽入新村的物化了的現代文明和他們堅守的傳統文明之間的對立？實際上，外界的任何物質的滲入都有可能汙染這塊“淨土”，而且，任何靠外援維持的烏托邦都是經不住現實中的風霜雨雪的。
再有，即使新村的老一代村民誓欲老死新村，但是新村的新一代會怎樣呢？隻要這些孩子成人後不是在這桃花源裏守死善道，隻要他們一走入俄國真實社會生活的空間，他們的觀念就不能不和現實社會發生嚴重衝突。他們在這裏所修得的一身貞操是否經得起真實世界上的風雨？他們的傳統正教信仰如何麵對正在走上西方式發展道路的俄羅斯社會現實的考驗？他們在非實驗地的現實空間裏還能生存嗎？《俄羅斯報》稱這新村是“一個保護區性質的角落”，的確是意味深長的。
赫爾岑大院的亡靈
劉亞丁
莫斯科有一所被稱為作家搖籃的大學，那就是高爾基文學院。從普希金廣場出來，沿特維爾森林大道往下走100多米，會看見一個不大的院子讓裝飾精巧的鐵欄杆護著。院中央有19世紀俄國作家赫爾岑的塑像，他麵對特維爾森林大道站立著。塑像背後有一座米黃色的3層樓房，典型的19世紀貴族府邸的風格。樓房的右麵，隔一道小門是一溜平房，平房一拐角與麵向特維爾森林大道的一棟3層的樓房相連著。據我所知，這就是高爾基文學院的全部校舍。由於這些房子全都刷成了米黃色，整個校園渾然一體，建築已感覺不出19世紀曾有過的高低貴賤。
2002年1月3日，高爾基文學院院長、著名作家謝爾蓋·葉辛邀我去學院。葉辛是一個很有風采的男人。花白的頭發，深深的抬頭紋，正好顯示了劉心武所描繪的年近半百的男子“疲憊的美”。那時而閃著憂鬱、時而露出沉思的雙眸，掩飾不住一個知識者的深邃。俄羅斯男人的麵孔通常都是瘦削狹長的，但他的臉龐略顯渾圓，透露出幾分童稚和真誠，讓他顯得比實際年齡更年輕一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寫了《模仿者》等反思知識分子劣根性的小說，閃耀出思想光彩。作為地位顯赫的高爾基文學院的院長，他絲毫沒有官氣，不擺架子。在我們去餐廳的路上，他俯身去瞅瞅打開蓋子的下水道窟窿，同裏麵幹活的工人說上幾句；在餐廳裏，他同衣帽間管存衣服的工人很自然地聊開了。
飯後，葉辛領我參觀校園。他指著院子中的赫爾岑雕像說，這個院子過去是赫爾岑家的房產，作家本人出生在這裏。然後領我進了麵向特維爾森林大道的側房去看普拉東諾夫的居所。到了一樓的一間教室門口，我看到了門上麵的木牌上寫著“安德列·普拉東諾夫教室”。
我們推門進去。葉辛說：“從1931年到1951年普拉東諾夫就住在這間屋子裏，當時房間還沒有這麼大，放著他的書架，沙發床，1951年他病逝在這屋裏。”
看到了牆上貼的照片和文字說明，我的心在劇烈收縮：一位斜倚病榻、形容枯槁的男人，眼睛似乎在遙望遠處。照片下的文字是“1950年夏季，普拉東諾夫最後一張照片”。中國文化中的悲劇鏡頭與眼前的照片疊合了：林黛玉焚稿斷癡情，淒涼無助，淚盡而情猶未絕；這個俄羅斯男人似乎沒有留意眼下自己的潦倒淒楚，而是在凝視著時空之外的某種存在。不，他與林黛玉毫不相幹，他是那個在荒漠中枯坐40天、從容赴死的基督耶穌。
安德列·普拉東諾夫，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偉大殉難者！
1899年8月6日，普拉東諾夫出生在沃羅涅日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5歲開始當火車司機的助手。後在沃羅涅日工學院就讀，畢業後擔任過技術方麵的領導工作。1929年寫成長篇小說《切文古爾鎮》。小說中，切文古爾鎮革命委員會的人殺死了所有的資本家，將他們的妻兒掃地出門，留下十一個半布爾什維克（有一位是婦女）。於是革命委員會主席齊布爾內伊宣布“共產主義”到來了！人們不再勞動，讓太陽去勞動，隻需要同誌情誼。吃完了資產階級儲備的糧食，人們就吃野果草根。冬天到了就鑽木取火來驅寒。突然有一天，草原上的哥薩克襲擊此鎮，布爾什維克全部陣亡，隻剩下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守著私自聚斂來的食物在哭泣。M.古列爾在《普拉東諾夫尋找幸福》（巴黎，1982）中分析了書名《切文古爾鎮》（ЧевегуР）的寓意：切文（чева）在達裏的《俄語詳解詞典》中有“泥潭”，“土塊”和“破衣爛衫”等的意思，“古爾”（гуР）有“嘈雜”、“喧囂”等意思。在拙作《蘇聯文學沉思錄》（1996，成都）中，我也有此一說：那個宣布共產主義已經實現的革命委員會主席，純係胡說八道之徒，他的姓氏齊布爾內伊（ЧепуРный），與“胡扯”、“瞎說”（Чепуха，讀“齊布哈”）諧音。想想吧，在嘈雜喧囂的爛泥潭裏，胡說八道之徒能幹出什麼正經事來？
我對葉辛說：“普拉東諾夫的《切文古爾鎮》等作品表明，他是一位先知，先知是不被世人接納的。”他點頭表示讚同。《切文古爾鎮》誕生於1929年，其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這樣的異己被趕出政治舞台，斯大林正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醞釀農業集體化，加快工業化。《切文古爾鎮》的幾個次要的部分在《紅色處女地》等雜誌發表，但整個小說無人敢刊用。於是普拉東諾夫將稿子寄給高爾基，希望他能促成小說的發表。高爾基讀了書稿後給作者回信說，“小說中寫了同誌情誼”，“小說中有無政府主義情緒”，發表的事隻字未提。
走出普拉東諾夫教室，葉辛又領我去看後麵平房中曼傑利什塔姆住過的房子，現在這裏是學院出版社的一間辦公室。當葉辛向裏麵的兩位編輯介紹我並說明來意後，其中一個年輕一點的編輯馬上說：“前不久我剛看了曼傑利什塔姆的回憶錄，當中有一段就是寫這間屋子的，你們聽聽：在側房裏有一間七八平米的昏暗的屋子，這就是家。”他還說，居然能同大詩人享有同一間屋子，不可思議。我環顧四壁，由於裝修和燈光的原因，現在這裏並不昏暗。曼傑利什塔姆的命運更加淒慘，他因為寫了以斯大林為主人公的小詩，1934年被抓進集中營，我想大概不是從這裏被抓走的。後來釋放過，旋即再次被抓，1938年年底病死於集中營的轉運站裏，屍體被拋進垃圾場。
從這裏出來，葉辛還說，就在這平房的某間房子裏，帕斯捷爾納克住過一段時間。
我問：“為什麼有這麼多作家曾寄居此處？”
他回答說：“沿特維爾森林大道的樓房和這一排平房曾經是作家宿舍，主樓過去是赫爾岑家的貴族府邸，那個時候曾是‘拉普’的書記處。”
我問：“那在您辦公的主樓裏有過法捷耶夫和阿維爾巴赫的辦公室吧？”
他回答說：“當然，他們原來在那裏開會辦公。”
一個戲劇性的衝突場景：上與下、主與客、生與死，居然活脫脫地演出於這樣一個不大的院子裏。富麗堂皇的貴族府邸裏出入著掌管蘇聯文學生殺予奪大權的大人先生們，他們拎著碩大的公文包，裏麵塞滿了等待他們判定去處的小說、詩歌和評論手稿。他們開會、爭吵，最後在手稿的首頁或末頁上龍飛鳳舞地寫上“刊用”或“不用”，甚而至於一些令人讀之心驚的文字，然後用漂亮的花體署上大名。一切就這樣決定了。在仆人們曾經放鬆自己疲憊的身軀的下房裏，那些作家詩人們可不敢放鬆自己緊繃著的神經，寫作的時候得時刻警惕著，留神別讓白衛軍或富農這些老妖婆竄到自己的筆尖上來了。寫完了交到貴族的上房裏，能鬆弛嗎，他不由自主會撩開自己窗簾的一角，偷偷瞥一眼上房的華燈明滅，借此猜度自己作品的生死。倘若大人先生們一不留神將你的作品發了出來，你敢得意嗎？沒準你正好是個活靶子，為下一輪報紙雜誌的大批判提供了充足的黑材料。
斯·舍舒科夫在《蘇聯二十年代文學鬥爭史實》（馮漢津譯，上海，1994）中寫到這樣一段史實，法捷耶夫在擔任“拉普”領導時，兼任《紅色處女地》的責任編輯。這本雜誌發表了普拉東諾夫的《儲備（窮人紀事）》（1931年第3期）。請注意，普拉東諾夫恰好是1931年住進那間小屋的。很快，“拉普”黨組就在赫爾岑的華麗的大廳裏作出了決議，聲稱“由於編輯人員放鬆了階級和黨的警惕性”，“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過了一段時間，法捷耶夫就在該雜誌的5、6合刊上發表了題為《一篇關於富農的紀事》的文章。他一麵給普拉東諾夫扣“富農代理人”的帽子，將作品的內容斥之為“反革命的”，一麵真誠地做自我檢討，責備自己警惕性太差。
貴族府邸的新主人和仆人下房的新過客的悲劇性衝突就這樣展開著。其實這裏沒有衝突，因為衝突是主客雙方都發言，他們爭吵謾罵，甚至拔劍決鬥，拚命相搏以至雙亡。可是在這裏，普拉東諾夫沒有發言，非但如此，而且因此他永遠失去了發言權。自從《儲備（窮人紀事）》被批判以後，普拉東諾夫再也沒有發表過篇幅大一點的作品，盡管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寫作，而且寫了好些大作品。直到在那間下房裏魂歸道山，隻發表了幾部童話、幾篇評論、若幹戰爭前線的特寫，留下大量才華橫溢、啟迪世人的手稿，齎誌而亡。
我問葉辛：普拉東諾夫恨法捷耶夫嗎？他沒有回答。大概我的問題對他來說跳躍太大，他不知道問題是從何處產生的。我當時聯想到的是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一個情節：大師由於寫了關於本丟·比拉多和基督的小說遭到激烈批判，因而進了精神病院。他的情人瑪格麗特得到神助後，便飛進了寫大批判文章的批評家的家裏，肆意搗亂，痛痛快快報複一番，爾後飄然飛離。可是，我相信，普拉東諾夫不是瑪格麗特，他的冤魂不會去報複法捷耶夫，不會飛到法捷耶夫的漂亮的官邸去搗亂。因為他的信念是：“人類是同呼吸共命運的，是同樣的熱血動物。一人病了，大家都會病。一人死了，大家都會死。誰打倒人類，誰就成為糞土……我們會成為人類，而不是現實中的人。”博大的人類之愛早就消融個人恩怨，倒是法捷耶夫自己良心發現，本想借酒澆愁，不料愁更加愁。結果是幡然悔悟，向當時的蘇共領導慷慨致信，痛陳弊端，擲筆握槍，飲彈而亡，算是尋了個比較好的結局。
眼下，雪片無聲地飄灑在這個鬧市中的小院，傲慢也好、專橫也好、痛苦也好、眼淚也好，在那個世界裏都歸於遍地白雪一般的平和寂靜。在永恒的和解中，亡靈們護佑著小院中的莘莘學子，讓他們不再去當下房的過客；護佑著葉辛，讓他不再去充當貴族府邸的新主人。在我們這個北方鄰國，從某個時候開始，普拉東諾夫們、曼傑利什塔姆們、法捷耶夫們以及其他人的亡靈從荒郊野外或新處女公墓被招了出來，在雜誌報紙和電視熒屏上重演了當年的一幕幕悲劇場景，讓莘莘學子和葉辛們看得毛骨悚然，仿佛給他們注射疫苗，讓他們不再重演那類悲劇。就這樣，亡靈成了他們的保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