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訪列寧墓
來莫斯科的中國人往往將瞻仰列寧墓作為首選的目標之一。列寧墓是一座花崗岩的梯形建築，與克裏姆林宮毗鄰，正麵大門上方用暗紅色的花崗岩鐫刻著“ЛЕНИН”（列寧）的字樣。由於是冬日，所以大門前的花崗岩基座、兩旁的觀禮台、長排的雪鬆和成片的灌木上滿是厚厚的積雪，將以黑色和暗紅色為主調的列寧墓襯托得格外莊嚴肅穆。
雖然蘇聯解體後，列寧墓前的“第一哨”已移至無名烈士墓前，但是這裏仍是重點守衛的目標。每逢列寧墓開放，紅場的大部分地區被封閉。在密布的軍警的注視下，我經過安檢和被示意脫帽後步入了大門，拾級而下。在暗淡的燈光下拐過幾個彎後，眼前突然一亮，我進入了放置列寧遺體的大廳，一道明亮的光束透過水晶棺照在列寧身上。眼前安臥的列寧穿著一身黑色的西裝，容貌栩栩如生。整整78年過去了，即使如傳言所說目前的遺體隻有頭部是真的，那麼經曆了法西斯入侵和巨大的政治風暴以後仍能做到這一點，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走出列寧墓，順著克裏姆林宮的牆根，我來到了一片同樣為世人矚目的墓地。眼前出現的是一個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名字，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捷爾任斯基等蘇共重要領導人有專門的墓地和雕像，高爾基、基洛夫、克魯普斯卡婭等眾多人士的骨灰則存放在紅牆上，外麵鐫刻有金色的名字和生卒年代。我發現許多人的墓前都放有鮮花，而斯大林墓前的鮮花最多，對於斯大林的功過，人們仍有分歧。
沿著紅牆和雪鬆間的甬道漫步，迎麵是在陽光下金光閃爍的斯巴斯克塔鍾樓，一片靜穆，此情此景讓人浮想聯翩。風物依舊，世事已鬥轉星移。80多年前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十月革命和10多年前蘇聯的解體都是震撼世界的大事，中國的人們關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是因為它曾與我們的命運緊緊相連。
我想起了另一次與列寧有關的參觀，那是參觀又一個重要的列寧紀念地——列寧山莊。山莊位於莫斯科郊外高爾克村，原是一座貴族莊園，十月革命後收歸國有。1918年列寧遇刺後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療養，而後這裏成了他晚年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場所，直到1924年去世。列寧生前住過的主樓和北廂房基本上保持著19世紀初期貴族莊園的風貌：豪華的吊燈、名貴的油畫、優雅的石雕和古色古香的家具等。列寧當年隻帶來了大量的書以及簡樸的辦公和生活用品，唯一顯眼的是他和夫人臥室裏做腳墊用的那兩張銀灰色的大狼皮，據說這是當地的一位獵人送的。莊園附近的“列寧博物館”內藏有相當豐富的史料，這些保存完好的史料和文物仍吸引著許多遠道而來的人們。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從錄音機裏傳出的列寧的原聲講話，記得雕塑家梅爾庫羅夫的那尊令人無法忘懷的雕塑：一群年輕人悲傷地抬著列寧靈柩前行……
步出列寧墓，我留意了城內的曆史遺跡，過去的痕跡似乎難以抹去。如今的俄羅斯，雖然人們不再高高舉起列寧主義的旗幟，但是列寧的雕像依然高聳，以列寧的名字命名的大街、車站、圖書館等比比皆是。在今天的俄羅斯，列寧這個名字依然有著它不容忽視的分量。
眾說紛紜的俄羅斯
這次我在俄羅斯逗留時間較長，有機會接觸了不少俄羅斯人，包括科學院院士、教授、作家、工程師、司機、修理工和清潔工等。雖然人們對時局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強國地位喪失的失落感和沮喪情緒，卻是較為普遍地存在的。
我遇到過一些信仰執著的人們。有一次，我們坐車外出，時近中午，車上乘客不多，我們與司機聊開了。司機是個身材結實的中年人，大學畢業後當過工程師，後又參軍服役，並以上校軍銜退役。他談起了自己的生活情況，他說自己每月可領3 000多盧布的退役津貼，還有3 000多盧布的薪水。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外快的話，他每月僅有200多美元的收入，生活清貧。當談到對時局的看法時，他認為俄國走錯了路，他敬仰列寧，懷念過去，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
但前不久，有家媒體在做關於“俄羅斯人是否願意回到蘇聯去？”的調查時，回答卻是各種各樣的。有人持堅決否定的態度，如國家杜馬右翼力量聯盟領導人涅姆佐夫說：“或許可以回歸20分鍾，讓對那個時代和那個國家的所有幻想都消失。”詩人沃茲涅先斯基也表示：“我不想走回頭路。”有的持折中的態度，如著名演員莫爾丘科娃和記者季紮都認為回到過去是不現實的事情，但是“應該讓過去生活中好的東西在今天重現”；“那時有許多重要的、對人類重要的東西。那時的人們都很真誠，有希望、信仰、理想，那時人們的文化和教養要比西方高得多”。當然，也有不少人持肯定態度，如俄羅斯聯盟運動領導人奧·吉洪諾夫則明確主張恢複蘇聯。在該聯盟召開的代表大會上還通過了決議，要求盡快舉行俄白聯合議會選舉，並以此作為恢複蘇聯的第一步。不過，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都讓這樣的主張和願望顯得過於空泛。其實不少俄羅斯人盡管對現狀不滿，盡管有懷舊情緒，但許多人都明白，過去的一切並非完美，而且潑出去的水已很難收回。
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參觀過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我們與俄國自由民主黨主席日裏諾夫斯基有過交談，收到過俄共黨團贈送的列寧紀念章等禮物和其他議會政黨的宣傳材料，並旁聽過議會就巴以衝突中俄國的立場問題而展開的辯論。我發現所有的材料和辯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俄羅斯應該往哪裏走？
當我在俄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剛剛在莫斯科模範音樂劇院欣賞了由俄羅斯功勳演員擔當男女主角的芭蕾舞《茶花女》的演出，劇目揚善懲惡的主題、演員淋漓盡致的發揮和觀眾高度的文明教養仍讓我久久回味。我由此深信，經過不斷的反思和探索，俄羅斯人民一定會做出正確的曆史抉擇；這個經曆過無數巨大的風波，並產生過眾多傑出的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的國度會有美好的未來。
冬日裏的中國情
冬日的一天傍晚，我與幾位朋友一起前往位於老阿爾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紀念館參加一場室內音樂會。出了斯摩棱斯克地鐵站，途經地下通道中的一家小音像書店時，我們被陳列的由文學名著改編的音像製品所吸引，停住了腳步。購買後正待起身時，有人在邊上輕輕地用不流利的中國話說了聲：“你們好！”我們轉過身子，發現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俄國男子在朝我們微笑。於是，我們就一邊走一邊與他聊了起來。原來，這位男子因為與沈陽的一家汽車製造廠有業務聯係，去年到過中國。中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的繁榮和發展使他驚訝，中國人民的熱情和友好使他感動。他一再表示，中國人好，中國偉大，俄國應該向中國學習。我們在向這位俄羅斯人表示感謝的同時，一種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與他分手後，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了自己邂逅或熟悉的一些俄國朋友對中國的看法。淳樸的俄國民眾普遍將中國人民視為自己的朋友，我自己就一再遇到過類似的情景。在遠行的列車上，一位外出探親的俄羅斯老人聽說我們是中國人，拿出點心和巧克力，一定要我們收下，她說自己沒有到過中國，但親戚朋友去過中國，都說中國好；在一個文學博物館內，館長出麵熱情接待我們，陪我們參觀，請我們題詞留念，並多次表示：“我非常喜歡中國！”在一個車站的售貨亭前，我們問路，售貨員熱心地為我們指路，告別時大聲說道：“向中國致敬！”同時舉手致意……而那些近年來到過中國的俄國人則往往對中國讚口不絕。有位剛去過中國的科學院院士甚至說，如果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領導人能放下大國的架子，向鄧小平先生求教，俄國也許會少走些彎路。當然，大部分俄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還是不多，俄國的媒體很少全麵報道有關中國的情況，但是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對於鄧小平的名字，俄國人是不陌生的，甚至有時還能見到有關的俄文書籍。有一天，我走過紅場邊上的馬涅什廣場，看到一個露天書攤，由於下著小雪，攤主用塑料布鋪在所陳列的書籍上。透過散落的雪花，我發現其中一本書的封麵是彩色的鄧小平像，非常醒目。走進一看，原來是俄文新版《我的父親鄧小平》。
毫無疑問，漢學家是對中國感情較深的群體之一。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是俄國漢學家比較集中的一個研究機構。走進該所的大門，在寬敞的電梯大廳的兩側，醒目地垂直張貼著兩幅高大的中文條幅，上麵書寫的是孔子名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每次來到這裏，讀到這兩句名言時，總感到十分親切。一次，我在該所的圖書館裏查閱資料，看到圖書館的牆上張貼著由“愛中國的俱樂部”出的一則活動通知，其中“愛中國的俱樂部”幾個字還是用中文寫的。我對身旁的一位俄國朋友說，這個俱樂部好，不過我建議你們的俱樂部改動一下名稱，去掉中間的一個“的”字，這不會影響俱樂部的性質，但會使名稱顯得更簡潔些。他笑著表示同意。就在這個研究所裏，有一部分漢學家一直在深入研究鄧小平的改革思想，並對中俄目前所進行的改革進行比較。該所每年都出版一本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年鑒。前些年，該所還推出過一本大型論文集，書名為《在現代化與改革道路上奮進的中國》。
在華克生家中做客
前些日子，我應使館文化處邀請，參加了紀念李白誕辰1300周年暨俄羅斯漢學家新著《李白：詩歌與生平》發布的活動。那天，使館大樓的門前高高掛起了紅燈籠，大廳裏燈火輝煌，與會的大都是著名的俄羅斯漢學家。那天晚上，我與莫斯科大學教授沃斯克列辛斯基（華克生）相識，並進行了愉快的交談。席間，相互贈書和交流的還有索洛金、李福清、博克沙寧、謝曼諾夫和費奧克基斯托夫等院士和教授，他們都深情地表示，已經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與中國相關的事業。我在其他場合，如在科學院的工作室內、專門的學術會議上以及俄羅斯學者的家中，也與一些漢學家進行過多次話題廣泛的談話。在這樣的談話中，能感受到漢學家內心深處濃濃的中國情結。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應邀到華克生博士家中做客。老人今年已76歲，但精神矍鑠。他從事中國文學的翻譯、研究和教學已經半個多世紀。20世紀50年代，他曾在北京大學進修，導師是吳祖湘先生。當時他就譯出了《儒林外史》，這是該書首次在國外出版。此後，他在中國明清文學的翻譯和研究方麵出了許多成果，同時也譯介了不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作品。我曾經在自己的一本書中稱漢學家是文化使者，華克生教授就是這樣一位努力促進中俄兩國文化交流的成就卓著的文化使者。他多次來過中國，他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到由衷的高興，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再次來中國看看。如今，盡管已經高齡，但他仍在莫斯科大學執教，仍天天筆耕不輟。他說，他覺得他所做的一切雖然辛苦，但充滿樂趣，因為他熱愛中國，熱愛中國文化。
華克生教授的一家堪稱漢學之家。老人的嶽父是鄂山蔭。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鄂山蔭就是蜚聲蘇聯漢學界的學術權威，著有和主編有《論漢語詞類》、《漢語教科書》、《漢語口語教科書》、《華俄詞典》和《漢俄大詞典》等，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漢俄大詞典》收詞25萬條，影響巨大。老人還自豪地告訴我，他的兒子也是一名漢學家。兒子的中文名字叫華可勝，今年41歲，已經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出版了多部研究中俄關係的專著。當老人捧出兒子那本厚厚的關於中俄關係的博士論文時，我看出了老人內心的喜悅和深深的期待。
在與老人交談時，我不時環顧書房內的陳設：精美的中國茶具、鮮豔的中國結、別致的京劇臉譜、滿架的中國書籍，以及各種各樣的中國工藝品。老人拿出作家王蒙寫給他的信，信中談的是與譯介王蒙小說有關的事情；他拿出一幅中國扇麵，這是李準率中國作家代表團來訪時贈送的，上麵書有李白的詩：“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在他的寓所裏，我們品著中國龍井，聊了將近3個小時還欲罷不能。室外寒風凜冽，室內卻溫暖如春。老人為能與中國學者進行這樣的交流而高興，我也深為俄羅斯學者對中國的這份真情所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