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
作為中國文學巨擘的魯迅晚期為什麼沒有再產生一部像《阿Q正傳》那樣的偉大作品呢？對此，我總感到一種深深的遺憾，甚至設想，假如魯迅寫出他曾計劃創作的阿Q後傳、紅軍的故事、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那左翼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又將是怎樣一番情景！然而，遺憾畢竟是遺憾，設想終歸是設想，中國現代文學的脆弱和左翼文學的幼稚，使中國第一作家終於失去了一次向世界文學高峰進軍的寶貴機會。對這一令人遺憾的文學現象，評論家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作出各種各樣的解釋。我以為，作為中國第一作家的魯迅晚期未能寫出一部文學佳作，除了客觀因素，主要是他的創作文化場發生了變化，創作文化場的變化，使作家不能不作出一種別無其他選擇的選擇，使藝術天才的智慧讓位於思想家天才的智慧，這樣他在失去繼續產生偉大作品機會的同時，卻又創造了輝煌的文化業績——雜文，給後人留下了了解活的中國的“史詩”。
1.什麼是創作文化場？
創作文化場實際就是作家文化場，它是一種特殊的個體文化場。因為作家是以創作文學作品為方式自覺地參與文化創造的，作為創造主體，他不僅自身具有文化場，他創造的作品也具有文化場，從特定的含義上講，是作家的文化場孕育了文學作品。創作文化場取決於作家的個性結構，任何外來的、客觀的、曆史的、現實的東西總要同作家個性內部的隱蔽的世界融為一個有機整體，才能產生“力”的碰撞，產生強大的“場效應”。作家的個性結構實際是由作家隱蔽的“內宇宙”所組成的，盡管目前的科學水平還不能搞清楚作家的“內宇宙”，但我們可以根據有可能作為作家精神生活的那些因素對作家個性結構進行理解，一般地說，作家的個性結構與他的文化潛力是不能分割的。
認識潛力，即作家從外部世界獲取信息和篩選信息的能力，它對於作家是首要的，它所具有的信息的容量和質量取決於作家的天資、文化水平和實踐經驗。
價值潛力，指在政治、道德、宗教和審美領域的價值取向，它取決於作家的理想、情操、信念和意向，其取向越有意義，價值潛力就越大。
創造潛力，指在學問的權威和法規之外的獨立形成的行動的本領、技巧和能力，及其在某種或某些領域裏實現的程度，它對於一切創造性勞動的科學家都是至關緊要的，對於作家來說尤其重要。如果缺乏或者這種潛力得不到充分挖掘和發展，就無法寫出獨創性的作品來。
交際潛力，指作家在他的生活圈子或圈子以外建立的同他人交際的網絡和充分發揮這個網絡作用的耐久程度。作家的交際潛力能發揮到何種程度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它關係到作家心靈深處“靈敏區”範圍的大小。交際潛力大，“靈敏區”範圍也就大；交際潛力小，“靈敏區”範圍也就小。“靈敏區”的大小，又關係到作家創作題材的寬窄和作品的高低。
藝術潛力，指將獲得的關於世界和自己的信息變成有藝術意義的才能，它好比一種特殊的過濾器，對藝術家的全部生活經驗進行篩選，從而變成傳遞給人們的藝術信息。這一點，既不是學問，也不是勤奮所能夠辦到的，“是一種天賦的才能，對於它的產生不提供任何特定的法規，它不是一種能夠按照任何法規來學習的才能”。作家的這種藝術潛力往往取決於作家創作文學作品需要的水平、內容和強度，以及他怎樣滿足這些需要。具有一流藝術潛力的作家雖然具備創作一流作品的優勢，但要真正創作出一流作品，必須要和其他文化潛力相互作用，使“場效應”處於最佳狀態。
這五種文化潛力對作家個性結構顯然是至關重要的，作家的個體文化場，即創作文化場正是基本上由這五種文化力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它的內部運動由這五種文化力為主體交融結合，產生“場效應”。而且由於各種文化力總是處於不平衡的狀態，從而使得創作文化場也總是處在運動和發展變化之中，創作文化場的發展，必然導致作家的創作也出現相應的變化。
2.魯迅晚期創作文化場出現變化絕不是偶然的，如果按照一般說法將魯迅定居上海的最後十年稱為晚期，那麼在此之前魯迅的文化場處於什麼狀態呢？
（1）作為觀察和認識社會的思想武器——進化論思路的轟毀，使魯迅處於揚棄進化論和探求新的思想武器的兩難選擇之中。
五四時期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曾出現“眩眼的繁複”和迅速變遷的思潮，魯迅為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高揚“拿來主義”的旗幟，如饑似渴地從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中吸取思想營養，形成了他獨特的現代意識，包括充滿辯證法的進化論，洋溢著革命氣魄的個性解放的思想、閃爍啟蒙光彩的改造國民性的主張，具有戰鬥精神的人道主義。這是魯迅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上向西方探求真理的光輝結晶，達到了他所能達到的高度，尤其是對進化論的創造性運用，幾乎貫穿了他的大半生。他說：
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
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
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
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
這一類對進化論富於哲理性的論述，對人的思想影響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而且成為魯迅觀察和認識社會的銳利武器。
但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殘酷現實卻毀掉了魯迅進化論的思路，魯迅慣用的思想武器終於失靈，如果拋棄它，新的武器又在哪裏？這自然是一個痛苦和困難的選擇，不僅需要膽略和勇氣，還需要慎重和周全的考慮。
（2）對中國現實社會政治的失望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痼疾的痛心疾首，使魯迅在追求光明和真理的過程中總是伴隨著苦悶和彷徨，似乎“站在十字路口”。
魯迅說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盡管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他帶來希望和信心，但當1920年五四運動由高潮開始轉入低潮時，他感到苦悶，甚至懷疑五四運動的意義，認為“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當新文化統一戰線急劇分化後，麵對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的事實，他又產生了“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的寂寞之感和“新的戰友在哪裏”的迷惘。當時曾有很多青年懷著敬仰的心情向他“問路”，他說：“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他幾次表示自己還正“站在十字路口”。這盡管是一種謙虛的說法，卻流露了他的苦悶和彷徨。
這種苦悶和彷徨也同樣體現在他的文藝觀念上。魯迅從事文學，有一個崇高的發端——改造國民的靈魂。1925年他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但同時他又說：“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1926年至1927年間，魯迅在論述文藝時，曾多次對文藝的作用表示懷疑。他寫道：“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隻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這恐怕是他看到現實中，“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的緣故。他認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辦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無疑，此時魯迅提倡文藝的熱情已跌入低穀，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放棄了他用文藝改造國民靈魂的主張，隻要遇到新的契機，他先前的熱情仍然會高漲起來。
（3）鏖戰之後需要小憩，年富力強的魯迅創造力表麵上處於蓄勢，但心底燃燒著頑強的創造欲望。
五四時期，魯迅代表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創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掘，他的思想閃爍著現代意識，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創作，尤其是短篇小說，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雙峰並峙，以至後人難以超越。但五四以後，尤其是1925年至1927年間，魯迅在五四時期的那種狂飆突進式的創作熱情漸漸減退，以至1927年4月8日在廣州黃埔軍校演說時說：“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隻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魯迅確實感到疲乏了，因此在激烈的鏖戰之後他需要小憩，在攀登上一座高峰後他需要積蓄向新的高峰進軍的力量。表麵上，魯迅的創造力處於蓄勢甚至下降的趨向，但年富力強的魯迅在心底卻一直頑強地燃燒著創造的欲望。
1925年12月31日，魯迅深沉地寫道：“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