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孤獨者，魯迅始終是清醒的，而正因為清醒，他又愈加孤獨，而晚年的孤獨感更加濃重，他多次說他“常常有‘獨戰’的悲哀”，為了求得內心暫時的平安，甚至要去“騙人”。無疑，唯有孤獨，魯迅的精神航船與暴風雨搏鬥後才能找到避風港灣，得到暫時的寧靜。
（三）
叔本華、尼采和魯迅都是個性怪癖的思想家，他們憂鬱、多疑、孤僻、厭世、悲觀、憤世嫉俗，都是世所罕見的。
叔本華從小就表現了與世俗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神經質連他的母親也無法容忍，以至離他而去，讓他獨居一處。他常常被恐懼和邪惡的幻想困擾，疑神疑鬼，睡覺時身邊也放著手槍實彈，甚至不放心把頸項交給理發匠的剃刀。他不能忍受噪音，一個女鄰居僅僅在他的房門外跟人講話，他便惡言相罵，甚至大打出手。除了看書，他晚上的消遣就是進戲院，他對看戲有一個很絕妙的比喻：“不進戲園，就像穿了衣服後，不在鏡子裏麵照照自己一樣。”他的飯量很大，晚餐總要一瓶淡酒，認為“酒是一個人的智力測驗，一個酒量大的人，決不會是個傻瓜”。他害怕疾病，隻要一聽到傳染病的謠言就會嚇得到處飛奔。他曾有過一次如癡如醉的戀愛，但他果斷地斬斷情絲，為了逃避“女伶的誘惑”，他常常在著作中把女人批得體無完膚。他承襲了豐厚的遺產，完全不必為生活顧慮，但他“從小就覺得自己屬於世界，而不屬於自己”，認為，“假如一個人無能幫助人類，若承受遺產，便該唾棄”。叔本華的這些奇言奇行，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但他把這些統統歸之於“天才的特征”。
與叔本華相比，尼采顯得暴躁些。他“天生就是一頭勇敢的動物，甚至是一個戰士”，“並且總是將榮譽帶給自己的攻擊對象”，但他從來不對個人進行攻擊，他的對手不過是通過某些人表現出來的某種精神或觀念。他的生性與德國的一切東西格格不入，對德國人一直持有難以抑製的憎惡感，以至噴瀉在他的每部著作中，聲稱德國人根本不配為“哲學家”和“音樂家”（而德國恰恰以這兩者領先世界），並斷言總有一天，德國人將為他們對他本人的冷淡和缺乏判斷力，以及埋葬了他一生著作的荒誕的沉默而無地自容，甚至喜歡用類似“無政府主義的狗”這樣粗俗的詞語表達自己對某些學派和國家本身的厭惡。他對女性有一種敏銳的危機感，對她們抱著一種鄙視的情感，一次又一次地敘說著婚姻對於自由精神的束縛。他是使用馬刀和伽農炮的好手，也異常愛好音樂，認為“如果沒有音樂，生活對於我就將是一種錯誤”。他自稱是一個“老音樂家”，並把他的管弦樂合唱曲《讚美生活》作為留給後世的音樂作品，並期待著有一天人們會以這首歌紀念他，他“最大的樂事莫過於被錯認為是藝術家了”。他甚至熱衷於將自己期待中的榮譽描繪為既得的一切。當他的書寄往巴黎和彼得堡而尚未到達時，他便在德國的一家刊物寫道：“當德國正如此對待我時，我的著作已經在彼得堡和巴黎為人們所研讀了。”長期的疾病，使尼采產生了一種迷狂，在他看來，要使事情變得更好，就得氣得發瘋，不幸的是他果然如此。
魯迅沒有叔本華那般描寫的天才相，相反“囚首垢麵”，一副寒愴之狀，對於衣服極不講究，常常滿身補丁，甚至不肯穿新衣服。他嗜煙，基本上吸的全是劣等煙，時常說：“我吸香煙是不管好醜都可以的，因為雖然吸得多，卻是並不吞到肚子裏的。”他嗜酒，酒量很大，愛飲濃茶，還喜歡吃糖，衣袋裏常裝著糖果。他愛書勝過愛生命，包裝之好，堪稱一絕。他寫稿隻用毛筆而不用墨水筆，雖然明明知道毛筆寫字沒有墨水筆來得快。
魯迅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影，而且每次座位都是最高價。他認為：看電影就要高高興興，不是去尋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遠角落裏，倒不如不去。魯迅看的基本是外國影片，國產片是無論如何引不起他的興趣的，逝世前十天，他還懷著極大的快意看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場電影。
坎坷的生活造成了魯迅一種本能的多疑，他的孤僻，喜歡沉默使他難得與別人交際，即使在交際的場合，也常常獨自一人保持著沉默，尤其是碰到不快的事情，這種沉默充滿著一種讓人難以捉摸的強力，常常令人感到迷惘和害怕，即使是和他心心相印的許廣平，也難免不止一次有這樣的遭遇：他不高興時，會半夜裏喝許多酒，跑到沒有人的空地蹲著或睡倒。
魯迅的報複心尤其強烈，1936年還說：“‘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可見魯迅對越人的報仇雪恥精神銘心刻骨，終生難以忘懷。魯迅從小就有強烈的複仇精神，誰要是欺侮了他，他一定要報複到對方不敢再欺侮為止。因此，不論對任何人，即使是多年的老朋友，一經認為是惡意的汙辱，他會當場翻臉作報複，為了報複一種理論上的誣蔑，他會埋案桌兩三年，把對方所說的來源通盤挖出來擊中其要害。他說：“為著對付仇人，不得不多活幾年，所以要好好吃藥。”他的報複精神使他活著時沒有饒過一個仇人，立下的遺囑也是一個也不寬恕。
叔本華、尼采和魯迅雖然個性都很怪癖（這正是他們具有獨立人格的重要標誌），但怪癖之處也有差別。叔本華和尼采的個性都具有濃鬱的貴族色彩，他們常以盤踞大眾之上而洋洋自得。叔本華出生貴族家庭，從來沒有忘記他的貴族血統，自稱“性格（或意誌）遺傳自父親，而智慧遺傳自母親”。尼采則表現了更強烈的貴族色彩，他作為德國人，卻一直以波蘭貴族的後裔為榮，甚至要人們把他當做波蘭貴族，因此他的全部貴族主義世界觀都表現著一種波蘭貴族精神，處處都要體現貴族的一種高貴，他“超人”的概念，其謳歌的對象也隻是少數天才人物、命定的統治者，其餘的不過是他們的工具。尼采本人直言不諱地承認他的“貴族激進主義”。而魯迅的個性則顯出平民色彩，總詛咒自己出生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深刻地感覺到一切種種士大夫的卑劣，醜惡和虛偽”，“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他從來不擺諸葛亮的臭架子，在他身上平民性徹底取代了貴族性，盡管他對大眾的愚昧和麻木的批判比任何人都激烈，但他從不高踞於他們之上，僅僅是對暫時還未覺醒的群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已，對人民始終懷著一顆熾熱的愛心，懷著為大眾為人類自我犧牲的精神。他說：“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這便是平民的魯迅與貴族的叔本華、尼采之間最顯著的差別所在。
（四）
叔本華、尼采、魯迅在思維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觀察之深刻、剖析之尖銳，才思之卓越、立論之新異、文筆之優美、智慧之驚人，都體現了大思想家的特點。
首先，他們都敢於直麵人生，對全人類的文化進行全麵的審視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