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魯迅與郭沫若前期創作文化場之比較(3 / 3)

郭沫若天生具有詩人氣質,他的閱曆雖然沒有魯迅豐富,但生活的圈子範圍跨度較大,與人交際比魯迅要活躍一些,他一直洋溢著青春的澎湃熱情和活力,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部書。五四時期他心靈深處的創作“靈敏區”就是他自己,《女神》便是他的自我表現和感情的“自我流瀉”,那種對於光明的渴望和向往,熱愛生活和自然的感情,那種對於現實黑暗的詛咒和控訴,像火山一樣噴發。這自然與五四浪潮對他心靈的強烈衝擊是分不開的,但也與美麗的日本姑娘安娜的熱烈愛情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安娜的愛,更增添了他的激情,更激發了他的創作衝動,《女神》的許多詩篇是在安娜的鼓舞下湧出來的,正如他所言:“因為在民國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戀愛發生,我的作詩欲望才認真地發生了出來。《女神》中所收的《新月與白雲》、《死韻誘惑》、《別離》、《維奴司》,都是先先後後為她而作的。”

郭沫若創作詩歌,他的“靈敏區”是自己,而創作小說,也是如此。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自傳體小說,除了自己之外,他的作品不是從現實生活中提取素材,而是從曆史中去尋找創作的材料(這在後期更是如此),這在作家中是少見的,也是奇特的。正如他所言“由於耳朵有毛病的關係,於聽取客觀的聲音不大方便,便愛馳騁空想而局限在自己的生活裏麵”,因而在文學的活動中“生出了偏向——愛寫曆史的東西和愛寫自己”。這也正是郭沫若的浪漫主義的主要標誌之一。

(五)一流的藝術潛力與孕育著的變化的趨向

所謂藝術潛力,指作家將獲得的關於世界和自己的信息變成有藝術意義的才能,它好比一種特殊的過濾器,對作家的全部生活經驗進行篩選,變成傳遞給人們的藝術信息。藝術潛力是天資,也受到後天因素的製約和影響。黑格爾曾經談到,“真正的藝術家都有一種天生自然的推動力”,一種“毫不費力地”,“很輕巧地完成作品的潛能”。魯迅和郭沫若的藝術潛力正是這種類型。

魯迅的創作,最早是從浪漫主義實踐開始的,他寫於1903年的《斯巴達之魂》就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激情的傳奇小說,雖說是翻譯,其實是改寫。1911年冬,魯迅以剛剛發生的辛亥革命為背景,創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懷舊》,這篇小說雖用文言寫成,卻大膽采用了外國近代小說的技法,衝破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格式,開始具備了現代小說的一些重要特征。此後,經過多年的積蓄,魯迅的藝術潛力終於達到了能夠躋身世界文學之林的強度,1918年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問世,“一發而不可收”,於是有了《呐喊》、《彷徨》,以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嶄新而又成熟的藝術形式宣告了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誕生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崛起。魯迅的藝術潛力在短篇小說的藝術世界裏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表現了他作為中國現代第一作家的天才。他於散文詩、雜文、詩歌等方麵的精深造詣也體現了一流的藝術潛力。總的來說其藝術創作處於巔峰狀態,但也開始孕育著變化的趨向。出於其他文化能力的逐漸變化,如認識潛力和價值潛力的增強,創造力在創造方向上的轉換,交際潛力下降導致“靈敏區”的萎縮,都或多或少地製約著藝術潛力,使其在文化場中漸漸弱化,抑製和削弱了作家文化場產生優秀小說的優勢,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永遠難以彌補的遺憾(當然後期魯迅也因此發展和完善了他的無與倫比的雜文)。

郭沫若從小就顯示了他作為詩人的天分,因耳朵重聽的緣故,他酷愛馳騁遐想,極豐富的想象力孕育了他的詩才。他認為“做詩的人有絕對的自由,是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因此,他的詩心也正如他評論雪萊的那樣:“如像一架鋼琴,大扣之則大鳴,小扣之則小鳴。他有時雄渾倜儻,突兀排空;他有時幽抑清衝,如泣如訴。”藝術潛力在他的詩歌的藝術世界裏得到了充分的發揮。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他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的爆發期,由此而誕生的《女神》,無論在內容和創作方法、風格和形式上都具有獨創性,成為絢麗多彩的藝術之花,它是中國新詩運動的第一塊裏程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呐喊》、《彷徨》相輝映的又一塊奠基石,標誌著郭沫若的藝術潛力處於巔峰狀態。但隨著五四浪潮的退卻,郭沫若的認識潛力和價值潛力逐漸發生波動和變化,從而削弱和抑製了藝術潛力的強度,使他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大為下降,很難再找到《女神》那種崇高美的神韻(當然這種神韻在他的後期曆史劇中得以重新恢複),這對於一個仍然可以保持一流藝術潛力,寫出更佳詩篇的詩人來說,固然讓人感到遺憾,但對於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來的文化巨人“從文藝運動的陣營裏轉進到革命運動的陣線裏”,未嚐不是一件幸事。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魯迅和郭沫若的前期創作文化場遠遠超過了—般作家的強度,顯示了文化巨人的態勢,所不同的是魯迅是以文學家為主又兼有思想家的特點,而郭沫若則是以現代詩人為主又兼有戲劇家、小說家、職業革命者的特點。他們之間的創作文化場在認識潛力、價值潛力、交際潛力上的差異,是他們發生“誤會”和“糾葛”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前者)。但也正因為文化場的差異,他們才在文化的不同領域,各自為新文化的建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成為一代文化巨人,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寶庫留下了一筆異常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