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雖然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從小受著嚴格的傳統教育，但他有幸接觸了《山海經》、野史之類的民間文化，在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叛逆的種子，因此一有機會，就要擺脫傳統教育。他說：“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幹。”倒是使他“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而這恰恰是儒家文化所缺少的。
魯迅成年後，更自覺地向“今世之學”進軍，特別在五四中西文化相互撞擊和交彙的漩渦中，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缺少的反傳統精神，為建立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體係打下了堅定的思想基礎。魯迅以“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赤子之心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充滿了深沉的熱愛和真摯的感情，追求民族自立自強的強烈責任感使他對那些狹隘的愛國主義、夜郎自大的民族虛榮心進行了尖銳的嘲諷，為民族落後的原因和難以克服的弱點而痛心疾首，對那種置民族命運和前途於不顧而攫取愛國主義美名的醜惡現象給予致命的抨擊，以博大的胸懷熱情宣傳學習他民族的優長，為中華民族在東方重新崛起竭盡全力地呐喊和戰鬥。因為魯迅有著這樣徹底的反傳統精神和深厚的愛國主義，他才沒有成為一個學究，而成為一個偉大的戰士。他沒有試圖建立係統的哲學體係，但他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卻深深地在曆史和現實的土壤中紮下了根。
五四時期，由於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包括對孔子的批評，感情上的因素往往超過理智上、學術上的因素，有一種文化上的曆史道德化傾向（這在當時是無可厚非的）。在一種強大的近乎火山噴發式的批判的群體意識的影響下，魯迅卻依然保持著他異常清醒的頭腦，沒有在文化意識陷入曆史道德化的激情中去，盡管他也站在火山噴發口的前列。他意識到儒家文化與儒教中國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曆史現象、兩個不同的價值體係，但在傳統文化範疇內，它們都帶有濃厚的鮮明的倫理特征，都充滿非人道的因素。儒家傳統與儒教中國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儒教中國是儒家傳統得以繁衍的母體，而儒家傳統又是這個母體中循環往複的血液，維係著這個母體的生存。因此，批判舊的文化傳統決不能滿足從道德上尋找根源（盡管這也是需要的），而必須徹底在文化土壤的深層處摘除毒瘤和病根，在文化土壤的層麵上清除垃圾和蕪穢。所以，魯迅雖然對傳統文化有過一些肯定，挖掘過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卻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從整體上對舊的文化傳統的徹底的決絕的批判和否定。
魯迅從曆史思索的積澱中，不僅將傳統文化看做是統治階級麻醉人民、製造吃人悲劇的文化，而且看成是製造奇妙逃路，進行“瞞”和“騙”的文化體係，是一個單元的封閉的僵硬的文化係統。他還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傳統文化是在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低級階段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文化體係，在生產力已經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已成為落後的甚至可能導致民族滅亡的危險的東西。
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主要集中在他對文化核心層的剖析，即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剖析。魯迅對“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常常給予痛詆，他一生致力於改造人的靈魂（包括改造他自己）、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偉大工程。魯迅以他巨人的強大透視力由內而外地，即由文化的核心層向文化的外層輻射，又由外而內地，即由文化的外層向文化的核心層觀照，透徹剖析了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風俗習慣等，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一方麵，他對民族文化的集體心理嚴肅地加以剖析，在剖析中認識了自己；另一方麵，他在毫不留情地對自己的個人文化心理進行解剖的過程中，加深認識了民族。他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鞭辟入裏的剖析以及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迫切願望是他人無法相比的，因為這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巨人高瞻遠矚的胸襟和堅韌不拔的信念。魯迅曾鄭重地指出：“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魯迅正是這種心中充滿理想光輝的偉大的文化革新者。
可見，魯迅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體係絕不是文化上的曆史道德化，更不是文化的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盡管魯迅曾經十分悲觀，特別在《彷徨》、《野草》中流露出悲觀的情緒和偏激的聲音，但那是他內心對文化傳統的巨大壓力的強烈反映。他曾歎道：“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因此魯迅的悲觀是對文化傳統之強大和頑固以至難以衝破的悲觀，而不是文化上的悲觀主義。由於魯迅對反傳統的艱難的深刻體驗，所以他主張“深沉的韌性的戰鬥”。他意識到從長遠觀點看，傳統是曆史發展、社會進步的障礙，必然要被衝破，但事實上人在現實生活中又不可能徹底擺脫傳統，衝破傳統的束縛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必須堅持不懈地反傳統。這正是魯迅超人的地方，也是他被視為文化巨人的主要原因。所以，當我們的民族在尋求自身發展的道路，對傳統文化的束縛感到困惑時，魯迅以文化偉人的姿態崛起於中國曆史舞台上而建立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體係，發揮了振聾發聵的重要作用，從而代表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巨人文化的又一個奇跡。
（二）
如果憑一部《論語》，便將孔子說成是文化巨人，或許使人感到有些勉強，因為孔子僅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諸多思想家中的一個，儒家也僅是諸子百家中之一家，其影響在當時並不顯赫，況且孔子也沒有寫下什麼鴻篇巨製，留給後人的僅僅是散見的隻言片語，且是他的弟子所記，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們評價文化巨人的重要標誌，關鍵並不在於量（雖然量也是一個重要的尺度），而在於質，在於其價值體係。孔子創立發展起來的儒家的知識精華對中華民族素質與性格的形成和發展，其影響之大，無疑遠在百家之上，這是孔子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正因為如此，在不苛求古人的基礎上，我們才將孔子看成是古代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