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被本民族引以為文化巨人的並不多見，至於像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康德、黑格爾、托爾斯泰等被視為世界文化巨人的更為罕見。一般來說，文化巨人是吸收了本民族優秀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的乳汁，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裏成長起來的，文化巨人一旦產生，便常常代表著本民族文化的方向，成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誌。在中華民族這塊古老的文化土壤裏曾經孕育了孔子、魯迅那樣的文化偉人，被世界所注目和津津樂道，雖然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對立的文化巨人：一個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一個是新文化的代表，但他們都曾被人們視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方向、核心和靈魂。因此，對他們的研究便成為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試圖對兩者作一個簡單的比較，以區別巨人文化和聖人文化，這對加深認識孔子和魯迅各自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的曆史作用和現實意義或許有所裨益。
（一）
雖然至今我們還未能找到一種為大家所滿意的關於文化的定義，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文化的研究和討論的興趣。當我們從理論上將“文化”列入哲學範疇係統時，我們便將它全部的豐富性和完整性作為社會曆史現象和人類活動現象的文化的內容，而依據創造文化的主體的不同規模來劃分文化的類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可以將文化從日常生活和科學的涵義上分為：（1）人類文化；（2）一定社會類型的文化（如古希臘文化、意大利文藝複興文化、美國文化等，往往局限於某種空間和時間）；（3）集團文化（包括民族文化、階級文化、民間文化、種姓文化、家庭文化等）；（4）個體文化，個人的文化。
無疑，個體文化是一切文化的基礎，沒有個體文化，一切文化都是仙山瓊閣。個體文化依據自身的力度或大或小地與集團文化、一定社會類型的文化、人類文化發生相互影響，因而它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個體文化能夠演變為民族文化的卻甚為罕見，這種奇跡僅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出現過兩次，這就是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和魯迅建立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體係，這兩種根本對立的個體文化——聖人文化和巨人文化，竟神奇般地同為人們所敬仰，應該說，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如果我們不苛求古人，那麼可以說，孔子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一個文化巨人，他的一些思想至今還為人們所讚賞，不能不是一個奇跡。
孔子在他那個時代是一個出色的私塾教師，一個教育家，一個想為統治階級效勞而終生不得誌（盡管也做過幾天官）的窮困潦倒的思想家。他活著的時候其實並沒有什麼作為，死後卻吉星高照。他創立的儒家學說竟居於眾家學說之首，成為曆代統治者的正統思想，他本人甚至被尊奉為聖人，他的學說也被蒙上了一層聖光，成為聖人文化而經久不衰，被看成是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看成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文化信息源。
其實孔子的學說並不神秘：他沒有什麼係統的著述，他的思想也完全稱不上有什麼嚴密的體係，但它始終是以仁、禮、中庸為核心，圍繞道德觀念展開的，屬於倫理型的個體文化。
主張忠於君王。孔子說：“事君盡禮”，“臣事君以忠”。這種忠君思想適應了專製主義的不斷強化，以至於後世儒家的忠君思想越來越嚴格，甚至提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觀念，這種愚忠觀念斷送了封建社會中不知多少廉潔正直而又順從君王的士大夫。
主張孝敬父母。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這種孝敬父母的思想隨著宗法製的發展，達到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愚孝程度。
主張對他人施行仁愛。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仁”的最高標準是“博施濟眾”。這種仁愛思想曾被曆代一些開明的統治者和改革家重視，促使他們在一定的程度上關心人民疾苦，或多或少地限製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和生產力的發展。
主張重義輕利。孔子說：“見利思義”、“義德後取”。這就是說一利在前，符合正義的才能取，不可見利忘義。這種重義輕利的思想在後期儒家發展到了禁欲主義的程度，理學家甚至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
孔子對倫理道德的重視，還表現在他對禮的推崇上。他認為人們的思想感情、言論行動決不能越過“禮”的界限，應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主張人必須實現道德的自我完善，任何時候都應該“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即使對惡人也隻采取從容中道的態度。
孔子的這種倫理文化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子學、經學、理學等各具特點的理論形式奠定了帶有濃厚倫理色彩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當然不能無視它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裏曾經起過的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或者說聖人文化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適應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形態產生的，或者說它是與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形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自給自足的狹小的農民經濟，它在內部結構和功能上具有巨大的保持自身固有平衡的能力，而不易在外部聯係中破壞自身的發展和運動。中華民族對自身的整個平衡的要求（如在封建專製政治基礎上的平衡，在封建等級製度下的平衡等），也體現在這種主要經濟形態基礎上的平衡。這種平衡含有較多的理性成分，籠罩著中庸之道的靈光，儒家文化恰恰與這種平衡的和諧達到了驚人的一致。因此，它在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大一統，為封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為中華民族追求內部平衡而自立發展的漫長曆史進程中，逐步成為一個穩定的文化係統，這不能不是孔子倫理文化的功勞，它顯示了孔子的個體文化演變為民族文化的奇跡。
使人感到有趣的是現代文化巨人魯迅對相距遙遠的孔聖人卻大不恭敬，在他的著作中常常以一種嘲諷的筆調毫不留情地將孔子趕到不光彩的一類曆史人物中去，他以現代人應有的眼光和他異常清醒的文化意識居高臨下地鳥瞰著中華民族全部的傳統文化，包括孔子和他的後人。他以超人的勇氣，在與黑暗勢力的決戰中，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對舊的文化傳統進行了徹底的決絕的否定，從而形成了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體係，產生了一代新的巨人文化，代表著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讓人深思的是魯迅進行批判和否定的傳統文化恰恰正是孔子創立、後人發展起來的倫理文化，魯迅抓住其核心——仁義道德，全力以擊之，可謂擊中了要害。魯迅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看成是埋葬舊文化的戰鬥檄文和無情的判決書，他對中華民族的深刻認識和理解是他人難以企及的，難怪才華超人的鬱達夫也感歎道：要了解中國，除了讀魯迅的書，別無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