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特別懷著憂鬱和憤怒反對一切毀壞文化的言行，勇敢地捍衛著人類文化的價值。早在二月革命時，高爾基就聯合文學藝術界五十多位代表人物成立了“藝術事業委員會”，發出對文物古跡保護的呼籲：
公民們！舊主人走了，在他們身後留下大宗遺產。這筆遺產現在屬於全體人民。
公民們！請珍惜這筆遺產，珍惜宮殿，它已經成為你們全體人民的藝術宮殿，請珍惜繪畫、雕塑、建築物——這是你們和你們先輩精神力量的體現。
藝術——這是有才華的人們甚至在專製主義的壓迫下也能創造出來的美的東西，這是足以證實人類的靈魂美與力量美的東西。
公民們！請不要移動任何一塊石頭，要保護紀念碑、建築物、古物、文獻——這都是你們的曆史，你們的驕傲。請記住，這一切都是藉以滋生你輸送新的人民藝術的土壤。
高爾基不僅為保存藝術品和古代文物而緊張地鬥爭著，同時還對虛無主義地對待世界文化成果的傾向進行鬥爭，為此在十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宏偉的、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世界文學》的出版計劃，出版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歐洲、美洲和東方作家的作品，高爾基的目的是向讀者介紹人類所創造的優秀的古代文學，希望人們因各國人民的創造力而自豪，因為各國的進步文學都是用來讚美人、教導人、尊敬人、鼓舞人的。高爾基寫道：
沒有全世界的、統一的文學，是因為沒有大家統一的語言，但是所有的文學創作、散文和詩，都充滿了共同的社會感、思想、觀念，共同的人對自由精神的幸福的向往，共同的厭惡不幸的生活，共同的希望更好的生活方式，最後，所有的人都一致渴望某種語言和思想都無法捉摸，隻有感情剛剛能夠捉摸得到的某種東西——我們給它一個平淡無奇的名字——美，一致渴望把世界、把我們的心點綴得更明亮、更歡愉的某種神秘的東西……
起初，列寧並不認為高爾基宣傳世界文學的龐大計劃是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甚至暗暗嘲笑高爾基為時過早的設想，但最終還是支持了高爾基的創舉，因為這一創舉畢竟有利於樹立蘇維埃在全世界的形象。這一創舉使1920年訪問彼得格勒的威爾斯大為驚訝，他在回憶錄《布爾什維克俄國的旅行報告》中寫道：“大多數俄國作家和藝術家把精力用於宏偉的、有計劃的事業——出版某種像俄國百科全書那樣的世界文學。在這個古裏古怪的俄國，饑餓的、寒冷的、鬥爭的、極度貧窮的俄國，現在正從事文學工作。這樣的工作不論是在富足的當代英國，還是在富足的當代美國都是不可想象的……在這方麵布爾什維克政府站得更高些。在餓得要死的俄國，幾百人在從事翻譯工作，他們譯出來的書在印刷，在出售；使新興的俄國能夠這樣了解世界思想情況的工作，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裏都不會出現……”然而1921年11月高爾基出國以後，《世界文學》衰落了，1924年終於被關閉，高爾基為他曾費盡心血創辦的文化事業的消亡甚為傷心，他在給馬卡連柯的信中寫道：“要知道我全心全意珍惜的像《世界文學》那樣的創舉也被踐踏了。”
高爾基的聲音是清醒的，然而他太超前了，是那樣的不合時宜，因此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攻擊，包括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抨擊，高爾基坦率地承認自己在各種場合都是“異教徒”，他異常激烈地反駁《真理報》對他的攻擊：“在那半文盲群眾的專製主義像有史以來一樣歡慶自己輕而易舉的勝利的節日裏，人的個性仍像過去一樣，將是受壓製的，在這樣的‘節日’裏我無事可做，而且對我來說，這也不是節日。”他莊嚴地說：“不管政權在誰的手裏，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對待它的人的權利。”甚至令人戰栗地預言：“我特別懷疑地、特別不相信地對待俄國的執政者——這不久前的奴隸在他獲得了充任別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後，就變成了最肆無忌憚的專製者。”即使對於列寧，他也說出石破天驚的話來：“列寧本人當然是一個具有超凡力量的人；25年來，他一直站在為社會主義勝利而奮鬥的第一流鬥士的行列中，他是國際社會民主派的最偉大和卓越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人，他具有‘領袖’的所有品質，還具有這一角色所必需的無道德和對待人民群眾的生命的老爺式的無情態度。”他還殘酷地指出：“列寧是‘領袖’，也是俄國貴族，這個已經消失的階層的心理品質列寧並非沒有，而正是因此他認為自己有權拿俄國人民做一次預先注定要失敗的殘酷的試驗。”
高爾基太不合時宜了，他的思想總是走得太遠，他也深知他的不合時宜，然而他並不在意他的聲音“將成為‘在荒原上喊叫的人的聲音’”，他認為“不應忘記，我們生活在億萬政治上一無所知、沒有受過社會教育的庸人群眾之中”。這自然有尼采的超人的味道，卻是真話。這完全基於高爾基對人的良知善性的追求，對俄羅斯民族的摯愛，對人類文化的推崇，他堅定地說：“在俄國生活環境中的文化工作要求的不是英雄主義，而正是勇敢——長時間地和不動搖地鼓足全部的心靈的力量。在俄國不穩定的沼澤上播種‘理智、善良、永恒’，是一件極不尋常的艱難的事。而且我們已經知道，在俄國的平原上播種我們最好的鮮血，我們最好的神經液汁，也隻能得到不太茂盛的、可悲的幼苗。但是盡管如此，也還是應當播種。”
這就是始終不失俄羅斯民族的“良心”，卻又不合時宜的先覺者高爾基，他是那樣深刻，又是那樣“天真”；他是那樣寬厚，又是那樣犀利；他是那樣高遠，又是那樣真實。
作為中華民族先覺者的魯迅是以思想啟蒙家的姿態登上中國文壇的，一開始就顯示了對全人類文化的推崇，顯示了將東西方文化融為一爐的膽略和眼光。他認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形勢，權衡較量……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他不僅對西方文明作了很深入的考察，而且對印度東方古國的興衰作了探索，對俄國、波蘭、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演變也作了認真的研究。他悉心研究自然科學的發展，更關注對“人”自身發展曆史的追尋，同時他還對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從老莊孔孟直至19世紀末洋務派、維新派思想，無一不進行審視與思考，這是一個不平凡的開端。魯迅對全人類文化的推崇和吸取，使他一開始就站到了時代思想的製高點，具備了一個文化巨人的素質，這是魯迅的思想得以超前的基礎。他思想的超前，首先體現在他的“立人”的思想綱領，這個綱領表明了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有幾千年封建專製傳統的中國，對於人的價值的貶抑，個性的壓迫，思想的束縛，遠比歐洲曆史上任何封建國家更甚。因此，魯迅從反封建出發強調人的個性價值與精神自由，反映了客觀曆史的要求，表現了他的一種遠見卓識。然而長期處於蒙昧的封建思想包圍之中的沉默的國民卻無法接受，即使孫中山那樣最激進的革命者也不能理解其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忙於集中精力推翻滿清政府的具體政治鬥爭。魯迅“立人”的第一聲呐喊如一箭之入大海，毫無聲息，這使魯迅意識到“吾行太遠”。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境說：“如置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魯迅這種特定曆史時代的寂寞，乃是個人與傳統、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庸眾”的隔膜、分離和對立，是先覺者的個人與時代、民族大多數之間的距離。魯迅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寂寞和孤獨，但他崇信易卜生的名言：“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因此，在辛亥革命後度過了一段寂寞難耐的孤獨者生活後，他依然義無反顧地繼續進行著他的偉大的思想啟蒙事業。他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的無情批判，甚至主張不看中國書的激烈主張，與高爾基保護傳統文化的建設性意見大相徑庭，但這並不是魯迅失去了對人類文化的推崇，失去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而是魯迅善於以西方先進文化為參照係，透視中國傳統文化腐朽的一麵。他容不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朽，他看得太透徹了、太真切了，以至不得不發出激烈的聲音。但他是那樣真誠地希望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膿瘡的攻擊的文字連同那膿瘡早日速朽和滅亡，遺憾的是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他的文字的光彩依然存在，這不能不是先覺者魯迅思想“超前”的最有力的證明。
魯迅在他的時代不僅說著與大眾不同的話語，還堅持與權力話語抗爭，他不遺餘力地批判一切非人道主義的現象，批判國民的劣根性，批判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行徑，批判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因此他得到許多明的或暗的攻擊，從而引起他知音難覓的遺憾和寂寞。他說：“別人猜測我，都與我的心思背馳，因此我覺得我在中國人中，的確有點特別，非彼輩所能知也。”
魯迅也深知，他的尖刻、他的敏感、他的憤激，不僅不能容於任何統治階級和黑暗勢力，也不能容於任何“正人君子”，更不能容於革命隊伍內部的“革命工頭”和“奴隸總管”。他萬分感慨“感覺靈敏”的先覺那種寂寞的命運，認為許多觀念他們“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而“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三四十年”；“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擠他”，到了後來，社會終於變動了，他們“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讚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接受過社會的奚落”。盡管如此，魯迅依然說著他或許是說得太早的話，即使是被禁書，被通緝、被列入黑名單，甚至被“正人君子”圍攻，抑或被所謂戰友從背後放冷箭和被“革命工頭”用皮鞭抽打也毫不動搖，他堅信“中國文藝的前途”將因此而“庶幾有救”。這就是魯迅，不合時宜卻偏偏而為之，這是何等強大的精神力量！當然魯迅不會忘記自己作為“曆史中間物”最終被否定的命運，在《野草·影的告別》中他寫道：“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裏。隻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高爾基和魯迅都曾是被人們化裝過的偶像，至今那被化裝過的一部分恐怕還未被完全清除，或許還在被人們化裝著。確實要全麵地、真正地認識他們的本來麵目是困難的。如果說高爾基是一座森林，我們對他的了解隻是在這座森林裏找到了蘑菇；如果說魯迅是一座高山，我們對魯迅的了解隻是在這座山腳下找到了石頭。作為先覺者，高爾基不愧是俄羅斯民族的“良心”，而魯迅不愧是中華民族之魂。作為人之子，他們都是大寫的人，是“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的文化巨人，無論怎樣被人化裝，無論怎樣被人解讀，他們那種閃爍著人類理智、良知、善性的光輝是永遠無法被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