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對人的推崇，其感情的真摯和熱烈可以說到了讓人敬畏的地步，他滿腔熱忱地讚頌“人創造了大地上一切美好的東西，大地上的全部詩歌，一切輝煌的勇敢和尊嚴的功勳，生活的全部歡樂和節日，生活的全部的美，生活中的可笑的東西和偉大的東西，生活的美好理想和神奇的科學，人創造了自己大膽的理智和對幸福的不屈意誌”，他自豪地宣布：“我個人一生在感情方麵、思想方麵、事業方麵，都是從人出發的，我永遠豪不動搖地堅信，存在著的隻有人，剩下的都是他的意見和他的行為。”他堅持強調，“在我的一生中牢牢地支撐我立足於大地上的力量始終是我對人的理智的信仰”。
正因為有如此堅定的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高爾基才表現了他在俄國黑暗的年代和艱苦的歲月裏，對一切壓迫人、摧殘人、踐踏人類良知和善性的罪惡和醜惡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揭露、抨擊和鬥爭。沙皇時期，他多次被捕、被監禁和流放。1921年在目睹了十月革命的現實後他不得不又一次去國外寫作，盡管此次名義是治病，卻並不掩飾他對十月革命後俄羅斯的憂鬱、壓抑和不滿。高爾基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永遠保持著一顆作家的良心，堅持他的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盡管他有時處於十分痛苦的思想矛盾的衝突中，甚至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違心地稱自己是個“迷路的人”，但他骨子裏還是一個不識時務、常常露出不合時宜思想的作家，因為他的先輩作家，那些在俄國可詛咒的時代裏“用美麗的良心之火燃燒起來並照亮俄國生活的窒悶的黑暗”的人道主義者的思想早已深入到他的骨髓之中。高爾基的心中銘刻著“拉季謝夫和普希金、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天才的俄國人的名字”，“這些人創造了他們的極其獨特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被稱為極其獨特的，是因為它們完完全全、徹裏徹外是講良心問題、社會正義問題的”。高爾基的人道主義思想是在這樣一個優秀傳統裏產生的，因而他繼承、延續和發展著這個優秀傳統，而這個優秀傳統是一切專製製度和思想難以扼殺的。
魯迅曾十分肯定地指明自己思想中的兩個基本要素：“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即通常所說的“個性主義”。魯迅對人道主義的探索，似乎比高爾基更為艱難，因為中國文學缺乏人道主義的傳統，有的卻是“瞞”和“騙”的傳統，魯迅對此深惡痛絕，而他的人道主義則受到高爾基的祖國俄羅斯文學中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同情下層人民（首先是農民）的人道主義傳統的影響。魯迅曾經非常明確地說，他是從俄羅斯文學中“明白”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下層社會”與“上流社會”的對立的，從而建立起了他的“下等人勝於上等人”的信念。可以說，魯迅是差不多與高爾基一樣早開始探索“人”的本質的。早在本世紀初他就在《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論著裏，通過研究人類發展的曆史，考察西方科學文化的淵源以及比較中國的現狀，提出了“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在於維護人的尊嚴，光耀人的精神生活，明白人生的意義。他認為中國要“辟生路”，“根柢在人”，強調必須“致人性以全”，他大聲疾呼：中國要強大，必須“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並且“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提出的“立人”思想以及把“沙聚之邦”的中國改造成為“人國”的理想，是五四先驅“人的發現”的先聲，可以說是為反對封建專製主義長期禁錮人民群眾思想，壓製人性健康發展，而提出的一個思想啟蒙運動的理論綱領，是魯迅早期人道主義思想的核心，而魯迅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能將從尼采那裏吸收過來的個性主義加以改造，與人道主義結合起來，“曆史中間物”的意識又使得他決心在發展個性的同時，“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這種“發展自我與犧牲自我”的精神貫穿了魯迅一生，指引著他堅定地為實現“立人”、“立國”的理想戰鬥不息。
因此，魯迅的出發點與歸宿，總是出於對“人”的思考。他雖然不像高爾基那樣來自社會的最底層，直接感受到勞苦大眾所受的剝削和壓迫，但他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在小說中總是將同情的目光投向下層社會，尤其是農民，來揭示“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以“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不僅無情地暴露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和剝削，更冷酷地揭露封建統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對勞動人民的戕害和摧殘，並痛心地剝脫著國民精神的沉屙痼疾，呼喚著阿Q、小D、閏土、華老栓、九斤老太、祥林嫂、愛姑等一個個沉默的魂靈的覺醒。在魯迅陰鬱、荒涼、激憤的靈魂中，隱伏著深情、溫柔的心靈。他在《一件小事》中描寫了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力車夫，在“我”的托爾斯泰式的懺悔中，表達了人類的博愛精神。他還將這種博愛精神投射到他筆下那些可愛的小動物身上，在《兔和貓》中這樣描寫“離娘不久”的一對小白兔，“豎直了小小的通紅的大耳朵，動著鼻子，眼睛裏頗現出驚疑的神色，大約究竟覺得人地生疏，沒有在老家的時候安心了”。在《鴨的喜劇》中，對小鴨描寫道：“這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鬆花黃，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而在《狗·貓·鼠》中對小老鼠則這樣描寫：這隻小隱鼠，居然跑到人麵前，像是見到了老朋友似的，“緣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放在我的書桌上，則從容地遊行，看見硯台便舐吃了研著的墨汁”。
在這充滿生機的小生靈的世界裏，魯迅愛的心靈竟與小動物交融為一體，這是天性的流露，也是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的體現。他說“動物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走上那發展的長途”。而人之子魯迅不過是“將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
魯迅的人道主義不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而是主要從具體的現實出發。魯迅從鮮血淋漓的現實中看清了舊社會和它的支配者的殘虐和卑劣，在對活生生的現實剝露中將他對下層人民和弱小者的同情與關愛轉化為對惡勢力毫不吝惜的仇恨和攻擊。《狂人日記》是他對封建專製討伐的戰鬥檄文，也是他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的宣言書，他暴露中國四千年來的曆史不過是吃人與被吃的曆史，而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筵席。所謂中國者，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在野蠻的吃人製度下，舊中國充滿了暴虐、貪婪、自私、欺騙、愚昧和麻木不仁，這些膿血淋漓的“精神文明”曆來被統治者用仁義道德的錦繡包裹著，為的是維持他們吃人的特權，因此必須推翻吃人的“精神文明”，掃蕩人麵豺狼的吃人特權，爭取做人的權利。魯迅大聲疾呼：“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他還憤慨地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因而他主張：“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而“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魯迅就是以這種無畏的精神一生都在為爭取中國人的權利而不懈地苦戰，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像破曉前的火炬閃爍著不滅的光輝。
（三）
高爾基和魯迅都屬於集文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文化巨人，屬於那種思想超前的先覺，因此他們的思想必然要與權力話語產生衝突，成為權力話語的天然抗爭者，同時成為同時代大眾的“異教徒”，從而將自己不可避免地置於思想荒原的茫茫包圍和吞噬之中。但他們並不因畏懼而沉默，依然不合時宜地孤軍獨唱，盡管這種真誠的聲音或許要在很遠的年代以後才能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
高爾基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有機會親自接觸到俄羅斯最豐采最多變的曆史風景，對社會生活長期而敏銳的體察，使他對俄羅斯民族的理解，對人類文化的推崇都不同於權力話語和大眾話語，充分表現了一個偉大預言家的遠見卓識、勇氣和膽略。
十月革命前夕，高爾基針對無政府狀態對古老文化造成的危害，尖銳地指出：“俄國人民從本性上講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俄國人民曆來是消極的，但是在政權落到他們手中時，卻又是非常殘酷的；俄國人民那博得眾人讚揚的心地善良實際上是卡拉瑪佐夫式的感傷主義，俄國人民對人道主義與文化的勸導是極端地缺乏悟性的。”他甚至認為“祖國處於危難之中”這句呼喊沒有“文化處於危難之中”這一聲呐喊那樣可怕。他毫不留情地抨擊“俄國人民因痛苦和磨難而野獸般地嗥叫、奔突”，認為“這些痛苦和磨難不能改變他們的心理習慣、偏見、成見和精神本質”。他認為俄羅斯人“依靠古老的亞細亞式的狡黠生活，從不考慮明天，信奉的是一句愚蠢的諺語：‘得過且過，上帝保佑’”。
十月革命初，高爾基在目睹了激烈的暴力鬥爭後指出：“不要以為隻因人民受過折磨，他們就是神聖和道德高尚的了，甚至在基督教傳播的最初幾百年裏，就有過許多出於愚蠢而受折磨的大殉道者。同時，也不應閉眼不看這樣的事實：當‘人民’獲得了對人身施行暴力的權利後，他們變成了不比他們昔日的折磨者遜色的獸性的殘酷的折磨者。”針對革命時期反猶太主義的詆毀宣傳，高爾基將猶太人與俄羅斯人進行了對比：“如果說某些猶太人善於在生活占據最有利和最富裕的地位，那是因為他們善於工作，因為他們在勞動過程中投入了執著精神，因為他們愛‘做事情’和具有以事業為樂趣的本領。與俄羅斯人相比，猶太人幾乎總是更好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在個人致富的事業中，還是在社會服務的舞台上，猶太人都投入了比擅長空談的俄羅斯人更多的熱情，因此，說到底，不管反猶太主義者怎樣胡言亂語，他們不喜歡猶太人隻是因為猶太人明顯地比他們更優秀、更靈活、更能勞動。”沒有人比高爾基更能清楚地指出俄羅斯民族的缺憾，他揭出這缺憾，是為了讓俄羅斯人“那理智和意誌的力量，那被生活的警察製度的數百年壓迫所扼殺和壓抑的力量像明亮的火焰一樣熊熊燃燒”，渴望“備受折磨的國家裏將誕生出新的強有力的人”。